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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喜奎：穿行于蜂蝶之间 　　出淤泥而不染的女伶或许不乏其人，但很少有人像刘喜奎那样既有惊为天人的容貌，又有独立刚烈的个性，视金钱为粪土，视权贵为腐鼠。 　　颠沛流离中开始了“梨园生涯” 　　刘喜奎，又名刘志洁、刘桂缘，1894年出生在天津。刘家并非天津籍人，刘喜奎的祖籍是河北南皮县黑龙村。刘家三兄弟分家后，刘喜奎的父亲刘义文只身来到天津，进了一家兵工厂。两个叔叔随后步刘义文后尘，在天津兵工厂当机械师。 　　从咿呀学语到蹒跚学步到快乐地奔跑，刘喜奎随父母颠沛流离，小小年纪便体味到了漂泊的艰辛：“甲午战争”，刘义文参加了海战，侥幸捡回了一条命，但战败者是不能苟活的，他不得不携妻女跑到旅顺，而且隐姓埋名。气愤抑郁成疾，他瞎了一只眼，又携妻女迁居大连，但眼睛没治好，又生了连疮腿。父亲病渐重，日子愈加艰难，母亲托人到天津去找叔叔们来接他们回天津，但杳无音信。刘义文不愿死在外头，找来了一辆大车，执意走回天津。走到营口，当地正患鼠疫，他在一家小客栈里喝了不干净的水，病情急转直下，死了。母亲又派人到天津去找叔叔们，还是石沉大海。孤儿寡母不得不滞留营口，艰难讨生活。 　　刘喜奎最初接触戏曲是在大连。当时，她家住在一个叫南临洼的贫民区。因为只有穷人家的孩子才会去学戏，因此童伶班、戏园子往往集中在贫民区。在大连如此，后来在营口也是这样。刘家隔壁有两个童伶班，“小兰英班”和“任宝山班”，十多个孩子天天练声练功，稚嫩的童声和美妙的胡琴吸引着刘喜奎，她天天去看，也就天天在学，还跟着他们进戏园听戏。一次，童伶班的先生破例让她反串了一次《石秀探庄》。这是她舞台生涯的第一次。 　　如果说，大连时在“童伶班”学戏只是好奇使然业余玩票的话，那么，营口时加入“李海班”算是刘喜奎正式走进梨园成了正式的戏曲演员，不论兴趣如何，唱戏成了她和母亲赖以生存的饭碗，她必须认真对待。随“李海班”，她一路走一路唱一路学：哈尔滨、伯力、海参崴、上海。在哈尔滨，她拜毛毛旦、十三旦为师。当时，华北一带著名的“梆子艺人”有“三旦四灵芝”之说，“三旦”是毛毛旦、十三旦、溜溜旦。跟着著名的山西梆子演员毛毛旦，她学了二十多出梆子青衣戏；十三旦为她灌输“革新”思想，她从此放弃了踩跷。在海参崴，她向著名京剧演员三麻子的女儿、梆子正工花旦小月仙学过戏。由三麻子介绍，她唱到了上海，接着是青岛、济南和天津。 　　赵福兰是刘喜奎在营口学戏时的科班“李海班”的先生。京剧、昆曲、梆子，生旦净丑，他样样拿得出手。对于刘喜奎，总教练耿先生欲着力将她打造成“女老生”，但赵福兰却不认同，他就她的身段和嗓子，执意把她引向旦行，但又不局限于旦，也教她老生戏、梆子戏等。基础打得牢，日后她学梆子学京剧，都能很快上手。尽管赵福兰对学生很严格，也像那时的师傅一样动辄体罚，但她总难忘他的教导。 　　唱得多，技艺长；技艺长，名气大，刘喜奎越唱越红。据当时的报刊记载，她“每一登台，彩声雷动，天津戏园，卑词厚币聘之，唯恐落后，亦足见其声价矣”。何止天津戏园，北京戏园也纷纷来人相邀。作为京剧艺术的中心，刘喜奎早就向往之。就这样，她来到了机会遍地却又鱼龙混杂的北京。 　　与梅兰芳的一段恋情 　　提及梅兰芳的感情生活，大多数人都知道他生命中曾经有过三个女人，王明华、福芝芳、孟小冬，很少有人提到另外一个女人，刘喜奎。 　　曹禺在1980年的时候，著文这样说：“如今戏剧界很少有人提到刘喜奎了。”然而在上世纪一二十年代，她可是红透半边天的名坤伶，是唯一能跟谭鑫培、杨小楼唱对台戏的女演员。她与梅兰芳同岁，在梅兰芳大量排演时装新戏时，她在天津也参与演出了不少新戏，有《宦海潮》、《黑籍冤魂》、《新茶花》等。 　　就现存资料，梅兰芳和刘喜奎初次同台演出，大约是在1915年。当时，袁世凯的外交总长陆徵祥办堂会，几乎邀集了北京的所有名角儿，其中有谭鑫培、杨小楼、梅兰芳以及刘喜奎。四人的戏码分别是《洪羊洞》、《水帘洞》、《贵妃醉酒》、《花田错》。此时的谭鑫培年事已高，而梅兰芳已经崭露头角。因此，演出后谭老板感叹道：“我男不如梅兰芳，女不如刘喜奎。” 　　的确，这个时候的刘喜奎，已经唱红了北京城。据说有她演出的包厢，大的一百元，小的五十元。有的戏院老板跟她签演出合同，不容讨价还价，直接开出每天包银两百的高价。但越是红，她受到的骚扰也越多。身处复杂的环境中，她坚守着自尊，保持着纯洁。她公开自己的处事原则：不给任何大官拜客；不灌唱片；不照戏装相，也不照便装相；不做商业广告。她特立独行、自尊自强的个性，受到梨园界人士的尊重，更受到梨园前辈老艺人的喜爱，如田际云和票友出身的孙菊仙。 　　田际云和孙菊仙很为刘喜奎的处境担心，不约而同地认为应该尽快让她嫁人，以便摆脱不怀好意的人的纠缠，但他们又不愿意看着年纪轻轻又有大好艺术前途的她过早地离开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