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打“老鼠”不打“老虎”的晋武帝.docVIP

只打“老鼠”不打“老虎”的晋武帝 　　与 历代封建王朝一样，晋武帝司马炎建立的西晋也存在严重的贪腐现象，而晋武帝也未能予以有效整治。究其原因，关键在于他缺乏消弭贪腐的决心，只是选择性反贪，避重就轻，打“老鼠”不打“老虎”，以至于“大老虎”充斥朝廷，竞相贪墨炫富，出现了历史上著名的斗富比阔的“太康奢华”之风。 　　“尚书郎以下，我无所纵舍” 　　泰始三年（267年），司录校尉李??弹劾县令刘友、大臣山涛、宗室司马睦等侵占三更稻田，请求免职。一个是武帝的亲信大臣，一个是宗室兄弟，司马炎不忍将他俩治罪，于是发布诏书：法者，天下之所以取正，必须不避亲贵，然后才能施行，我岂敢枉纵于其间！但案察此事，皆是刘友所为。应当严办刘友，以惩邪佞。至于山涛等人，如若下不为例不再犯错，可不必追究问罪。 　　不难看出，晋武帝诿过于小县官刘友，有意为权贵开脱罪责，只是惩小而纵大，纯属选择性执法。对此，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评论：“政之大本，在于刑赏，刑赏不明，政何以成！晋武帝赦山涛而褒李??，其于刑赏两失之。” 　　其实，避贵施贱，惩小纵大，选择性执法，几乎是司马炎在惩治贪腐上的习惯性作法。他曾公开表示，尚书郎以下，我无所纵舍。但是，对于位高权重的官员犯法，他却纵容包庇。综观史籍，就会发现诸多的此类事例。 　　司马伦（司马懿第九子、晋武帝叔父）为人贪婪，曾指使散骑将刘缉买通宫中工匠盗窃御裘。案发后，廷尉杜友依法判处刘缉死刑，司马伦同罪。有人认为司马伦是皇帝近亲，不可治罪。对此，谏议大夫刘毅驳议说：“王法赏罚，只有不论贵贱，才可以齐礼制齐明刑典。司马伦明知御裘非常人所用，而隐匿不向狱卒供述，与刘缉既已同罪，可按亲贵地位评议减罪，但不能阙而不咎。”晋武帝虽然赞同刘毅的驳议，但仍以司马伦为皇室近亲，特地下诏赦免了他。 　　中护军、散骑常侍羊?L，与晋武帝有旧恩，掌管禁军、参与机密十多年，恃宠骄侈，多次犯法。司隶校尉刘毅劾奏，应将他治罪处死。晋武帝随即指派齐王司马攸出面，为羊?L求情。都官从事程卫迅速驰入护军营，拿羊?L的下属问讯，查清其犯罪事实，向刘毅报告。晋武帝迫不得已，只好免去羊?L官职。不久以后，又让他官复原职。 　　侍中王戎出身于琅琊大族，为当时名士，曾接受南郡太守刘肇的贿赂，被司隶校尉纠察弹劾；王戎闻风而动，及时退还赃物。晋武帝庇护王戎，没有将他治罪，引起朝士非议。于是晋武帝对朝中大臣说：“王戎的行为，岂能算是怀私贪得？只是不愿做异于他人的另类而已。”作为皇帝竟然默许官场贿赂潜规则，真是令人匪夷所思。尽管晋武帝这样替王戎辩解，但王戎从此为清议所鄙，名声受损。 　　朝堂云集“大老虎” 　　晋武帝的庇护与纵容，导致吏治日益腐败，贪墨奢侈之风极为盛行，众多“老虎”云集于朝堂之上。这些“老虎”巧取豪夺，大肆聚敛钱财，以贪腐为能，以奢华为荣。 　　当时，石崇、王恺、羊?L等达官显贵热衷于炫耀，争豪斗富。石崇与王恺比阔，着实让人大开眼界。石崇就是一只名副其实的“大老虎”，他乃西晋开国功臣石苞之子，石苞临死前将其财产分给诸子，唯独不予石崇。其妻为石崇求情，石苞说：“此儿虽小，后自能得。” 　　无论在地方还是在朝廷为官，石崇都表现得聪明能干，同时也很任侠与任性，行为不检点。他在荆州任刺史期间，不断掠取往来商人的货物，甚至连外国使者的贡物也强加劫夺，一路贪腐下来，竟成全国首屈一指的巨富。与石崇竞相斗富的王恺、羊?L均为皇亲国戚，凭借晋武帝的特殊关照，也就自然而然位居“巨富”行列。 　　客观地说，晋武帝算是颇有作为的开国君主，在平定天下、革新政治、发展经济、繁荣文化上都有建树。他前期厉行节俭，虚心纳谏，用人唯贤，励精图治。自平定孙吴统一全国以后，他则怠于政事，耽于游宴，纵情声色。其后宫妃嫔众多，佳丽数以万计，每晚上要临幸哪个妃子就成为头痛的问题。于是他想出一个办法，乘坐羊车在宫苑随意行走，羊在哪里停下，他就在哪里宠幸嫔妃。于是，宫人用竹叶插户，用盐水洒地，以吸引羊车停留。 　　太康三年（282年）春，晋武帝“亲祀南郊”完毕，向刘毅询问：“你以为我可比汉代哪个皇帝？”刘毅当即对答：“可比桓、灵二帝。”桓、灵二帝非常昏庸，他们在位年间，是东汉最为腐败黑暗的时期。听到刘毅将自己比作昏君，晋武帝很不高兴，禁不住反问：“不至如此吧？我德虽不及古人，犹克己为政。又平吴会，统一天下，桓、灵二帝岂能与我相提并论。”刘毅从容回应：“桓、灵卖官钱入官库，陛下卖官钱入私门，如此说来，恐怕还不如。”晋武帝面红耳赤，只好自我调笑道：“桓、灵之世，不闻此言，如今我有你这样直臣，证明我胜过他们。” 　　司马炎去世后，惠帝司马衷即位，宫廷内斗频仍，最终引发“八王之乱”，外族入侵，西晋王朝土崩瓦解。但除了错选白痴儿子作为接班人外，其他问题都可以归结为腐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