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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学：理论资源与中国问题 　　摘 要 图书馆学研究应妥善处理好理论资源与中国问题之间的关系：借鉴域外图书馆学理论而非食洋不化，尊重中国传统藏书理论而非食古不化；注重考察它们在处理当前中国图书馆学问题时的有效性，在此基础上努力构建具有“中国气派”的图书馆学理论。 　　关键词 图书馆学 理论资源 中国问题 　　分类号 G250.1 　　Library Science：Theory Resources and Chinese Problem 　　Jiang Guaijun 　　Abstract Library science should properly hand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ory resources and Chinese problem. More specifically， it should use the foreign theory of library science for reference rather than fully westernized， respect traditional library theory of China rather than follow the beaten track. And at the same time， examine their effectiveness in the treatment of the current Chinese library problems， build library science theory with Chinese style based on them. 　　Keywords Library science. Theory resources. Chinese problem. 　　近年来，围绕图书馆学研究的本土化与国际化问题，图书馆学界展开了热烈而持久的讨论。在取得显著成绩的同时，也滋生了一些错误倾向。其中，较为突出的是食洋不化与食古不化两种。前者盲目迷信域外的图书馆学理论，后者则偏执地守护中国传统的藏书理论。两者均未能妥善处理好理论资源与中国问题之间的关系，忽视了在面对不断变化的中国图书馆学问题时理论的有效性问题。 　　1 图书馆学应合理借鉴域外理论资源 　　作为一门舶来的学问，图书馆学百年前传入中国后，就开始指引中国图书馆的实践。譬如，以沈祖荣、杜定友、刘国钧等为代表的有识之士，在学成归国后，利用自己掌握的西方图书馆学知识，掀起了以图书馆宣传、创办、研究、教育为主要内容的“新图书馆运动”，成为推行社会教育、启蒙救国的重要力量。但从一开始，中国图书馆学界就特别强调不能全盘西化，而应注重研究中国的特殊问题。在1925年6月中华图书馆协会的成立大会上，梁启超提出建设“中国图书馆学”的设想：“学问无国界，图书馆学怎么会有‘中国的’呢？不错，图书馆学的原则是世界共通的，中国诚不能有所立异。但中国书籍的历史甚长，书籍的性质极复杂，和近世欧美书籍有许多不相同之点……从事整理的人，须要对中国的目录学（广义的）和现代的图书馆学都有充分认识，且能神明变化之.庶几有功。这种学问，非经许多专门家继续的研究不可，研究的结果，一定能在图书馆学里头成为一门独立学科无疑，所以我们可以叫它做‘中国的图书馆学’。”[1]在具体实践方面，沈祖荣、杜定友和刘国钧等人对加速图书馆学的本土化做出了巨大贡献。1917年，根据中国图书馆的实际情况，仿照杜威分类法，沈祖荣与胡庆生共同编制出了《仿杜威书目十进法》。杜定友批评了当时图书馆学界不顾中国情形而贩用外国图书馆学理论的现象，并提出图书馆学本土化的一系列途径。刘国钧则在汲取西方图书分类、编目原则和方法的基础上，创立了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图书分类法》和《中文图书编目条例草案》。不难看出，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践方面，图书馆学的本土化工作一直都在按部就班地进行。 　　然而，直至现今，仍有学者认为图书馆学本土化是一个“伪命题”，其理由是“学”本身并无中西之分[2]。还有学者认为“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应该是惟一的，不存在‘本土化’问题”[3]。就前者来说，早在王国维的《国学丛刊序》一文中，就有“学无中西”的提法，其意在强调中学与西学之间并非相互对立或相互排斥，而是相互助推的关系。例如，西方的推算日食方法，可以跟中国传统的历算术相互验证。王国维还断言，只有兼通世界学术，才能发扬光大我国的学术。显然，他力图拆除横亘于中西学术间的藩篱，消除时人对西方学术思想的敌视与隔膜，从而搭建两者平等交流的平台。换言之，“学无中西”强调的恰恰是中西学术之间的融会贯通。近代以来，图书馆学作为西方现代性的一个组成部分进驻中国，本土化“并不是指西方图书馆学与本国实际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