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教国家传统家庭机制和经济发展──兼论对我国经济现代化启示.docVIP

儒教国家传统家庭机制与经济发展──兼论对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启示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它作为基本的社会单位,无论在社会生活还是经济生活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中国家庭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我国经济 现代化的影响也是重大的。 一 西方的家庭是建立在个人主义文化之上，而儒教文化圈的国家的家庭则是以集团主义为基础。与西方的家庭相比，儒教国家传统的家庭机制从其对传统文化的影响的角度 来看有如下特征： (一)以“血缘”为基础的家庭亲属关系。 宗法血缘关系是儒教国家传统家庭的基础，亲属网络是人们的主要社会关系。在古代社会，由于人们生活圈子的狭窄，血缘、亲缘关系便成为人们重要的人际关系。通过血缘和亲缘，人们结成政治上、经济上相互依赖，具有某种共同利益的亲属集团，形成宗法社会的基础。在西方，人们当然也重视血缘和亲缘，但更重视个人加入社会以及每一个社会成员的权利和义务，人们对家庭内部成员和家庭以外的人的态度并无太大差别。儒教的血统观念导致明显的内亲外疏、内外有别的区别性，是一种落后的思想。但如果亲属关系处理得好，能够造成良好、和睦的社会环境，使个人和家庭都得到健康的发展．并进而烘托出整个社会友爱、亲睦、和善的氛围，增强人们对家庭、社会的向心力和认同心理。 (二)以“孝”为原则的家庭文化秩序 。在西方，人们是利用以个人主义为中心的市民社会或社会契约的原理来维护社会和家庭的秩序，而儒教文化中的家庭秩序却是靠 “孝”的集团主义原则来维护的。《论语·学而》：“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也!”可见孝是一切道德的基础，它要求子女对父母的绝对服从与尊敬。古代关于孝的宗法道德容易造成“向前辈看齐”的家庭机制，迫使子女把父母的利益置于自己的利益之上，这是以孝道维护的家庭专制型关系。但它又是基于自然联系和长期共同生活中产生的子女对父母的信任、依赖、尊敬与感激之情，使儒教国家的家庭比西方的家庭有更大的凝聚力和更多的天伦之乐。 (三)以“家庭至上”为基础的群体意识观。 儒教国家的家庭有一个鲜明特征，那就是家庭至上。“家”是人们观念中最重要的社会群体。家庭至上的观念的实质是以家庭为一利益群体，个人利益服从家庭群体的利益，这一心理态势强化了人们的群体意识。首先是注重整体价值。所有的个体联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个人消融于整体的关系之中，整体的价值高于个体的价值。其次强调和谐、平衡，抑制冲突、创异。家庭成员有剪不断的亲情，无论有什么矛盾，关起门来总是一家人，人际关系是“和为贵”。第三是重视公私之辨，强调个人利益服从群体利益。家庭本位观要求人们在个人利益与家庭利益相冲突时服从家庭利益，形成传统的公私义利观念。家庭至上的群体意识观忽视个人、反对立异，甚至走向程朱理学所宣扬的“存天理，灾人欲”的极端，但这种精神经过批判改造，可以充实集体主义的原则。 (四)以“家”为基础的家国一体化。 人们把“家”的意识加以延伸，小而家庭、家族，大而家乡、国家，无不与家的观念有密切的关系。家的意识不光维系传统家庭内部的和谐与统一，而且辐射到家庭外部，成为维系国家和谐与统一的文化基础。国家是一个大“家，我国即有“社会主义大家庭”之说。家庭本位的文化观巧妙地转化为国家利益至上的伦理基石。另外，把家庭的“孝”引入国家，成为对国家“忠”的原则，以及建立在家庭纲常基础上的社会伦理道德，牢固地建立起家国一体的观念，使得个人或家庭利益与国家利益相冲突时易于调和，就象个人利益与家庭利益发生冲突时一样。西方国家由于分权和市民社会的传统，人们基本上没有儒教文化意义上的国家概念。家国一体观不可避免地造成狭隘性与封闭性，但它体现了家庭意义的扩大，易于步调一致和形成共同目标。 以上列举了儒教家庭文化的主要特征，它们决定了家庭集团主义在经济生活中有如下的行为模式： (一)忠、孝原则之下的集团管理。 忠、孝一致是儒教最基本的行为模式，是处理家庭内外人际关系的准绳，儒教文化圈的国家长期以来就是在这种行为模式中发展起来的。在现代化过程开始前，忠孝一体的人际关系已经变得僵硬，对经济发展起阻碍作用。但是，现代化过程开始后，人们在利益动机驱使下，个人财富增加，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这时忠孝秩序反过来对经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许多儒教国家如日本、新加坡等尽管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迅速，但在集团组织的管理方面，忠与孝维系的人际关系并无大的变化，儒家的思维和行为模式作为一种核心文化仍保留下来，这已成为儒教文化圈国家在企业管理方面的一大特色，它在经济政策、对外贸易、企业经营等方面，不仅依然存在，而且带来了高效率。 (二)企业经营上的家庭一体化 与西方国家相比，儒教国家在企业这类社会集团当中，人际关系截然不同。儒教国家的企业当中，人们虽然地位不同，但有一种家庭一体的感觉。而西方国家的企业里，上下级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