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破集體行动的困境(最后定稿).docVIP

突破集体行动的困境，使民主运转起来 王燕燕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3） [摘要]奥尔森、帕特南分别从不同角度对集体行动的困境这一问题给出了解释，两者的分析既有不同又有交叉。从突破集体行动困境寻求民主治理的启示，发现要想让民主真正运转起来，既需要选择性的激励，如制度的强制约束等，又需要社会资本的投资。 [关键词]集体行动的困境，社会资本，民主治理 集体行动的困境描述的是这样一种行为状态，即在个人明知道集体利益的实现对自己有利的前提下，理性的个人仍会做出----背叛、投机、搭便车----不为集体利益采取行动的选择，并最终导致个人和集体利益都无法实现的结果。在现实生活中这种情况并不罕见，典型例证，如休谟所描述的邻里是否合作收割小麦的难题，以及公共草地的悲剧、洁净空气使用的窘境等等。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中用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并结合公共物品的公共性特点分析了集体行动的逻辑：（大集团中）理性的个人不会在是否作为均能受益且不受惩罚的情况下自觉地为集团公共物品的获得而努力，除非集体为个人提供了除集团物品之外的“选择性激励”。显然，奥尔森作为公共选择理论的奠基人，对集团行动所做的分析是基于经济学的视角。帕特南在对意大利20年制度改革的实验做调研的基础上，探索制度创新对政治实践的影响以及历史创造制度的巨大惯性过程中，看到了社会资本在超越集体行动困境、培养公民共同体的公共精神，进而影响制度绩效的关键作用。在追寻造成集体行动困境的原因及探求应对策略时，我们会发现帕特南与奥尔森观点的差异性及交叉性；另外帕特南教授的社会资本理论不单是为了解决集体行动的困境，更是想借助社会资本的力量使民主能够运转起来，所以对二人的观点加以分析，或许能从中找到突破集体行动困境的途径、使民主真正运转起来----对实现民主治理的一些启示。 集体行动困境的原因探析 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中先提出一种大家普遍认同的观点，即“具有共同利益的个人组成的集团通常总是试图增强那些共同利益”[1]，紧接着又否定了这一观点，提出从个人是理性的、追求自我利益的这一前提出发，在逻辑上并不能推出由他们组成的集团会采取行动维护集团利益，那么为什么？奥尔森的解释是公共物品的特点----“没有购买任何公共物品或集体物品的人不能被排除在对这种公共物品的消费之外”----决定了不管个人是否努力都能享受到其他人努力的好处，一个理性的个人绝对不会在不付费就能获得收益、付费也不会得到更多好处的情况下去购买（作出努力）公共物品，而是选择“搭便车”。奥尔森的分析可以简单概括为：个人是理性的、追求的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加上集体物品的公共性特性，这两点决定了“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去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2]。显然，奥尔森对集体行动困境（或集体行动逻辑）的原因给出了经济学意义上的解释。 当然，奥尔森又指出自己所述的集体行动的逻辑适用于大型或潜在集团，小集团不会受此限制。因为小集团中的个人虽然也是理性的，小集团的公共物品也具有公共性的特点，但小集团因其规模小、成本少、成员之间相互熟悉，即使由单个成员购买全部集体物品也能使个人收益大于成本，而且熟人关系使得个体成员不为集团做贡献会受到其他成员的谴责。因此奥尔森把小集团排除在集体行动逻辑之外。 集体行动的困境问题并不是帕特南在《使民主运转起来》中论述的重点，他只在最后一章为引入社会资本对集体行动困境做了介绍，他对集体行动困境原因的认识与奥尔森不同。帕特南认为在一方无法确定对方值得信任并且对方的违约、背叛行为会受到惩罚之前是不会与对方合作来追求公共利益的，即使个人知道合作对自己有利。“如果行动者无法相互做出可信的承诺，他们只好放弃众多可以共同获利的机会，很可悲，但很合理。”[3]可见，帕特南对集体行动困境的分析逻辑是：缺乏相互信任---不合作---集体利益不会实现，即彼此之间无法信任是导致集体行动困境的原因。 比如，当邻里之间无法确信对方会信守诺言在自己先帮助对方收完小麦之后会转而帮自己时，那一方都不愿承担被欺骗的风险，结果是各自独立行事，双方都将失去丰收的果实。显然，帕特南把缺乏信任机制作为导致集体行动困境的原因是一种社会学、心理学的分析。 奥尔森和帕特南对集体行动的原因的分析各有道理，在对人个人为什么不为集体利益做贡献这一问题是上各有解释力，只是二人分析的出发点和角度不同，无需争辩那一种更为合理，无论选择那一种分析方式只需根据具体需要而定。 突破集体行动困境的路径选择 对于解决集体行动困境的方法许多学者做过探讨。例如，霍布斯提出用国家“利维坦”的强制方式来保证个体之间践行承诺，保证公共利益的实现；但困难在于国家强制执行需要建立庞大的国家机器，就要付出巨大的成本，同时在现代提倡自由、民主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