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法学方法论视同于法学研究的方法是我国法学界的一个..docVIP

将法学方法论视同于法学研究的方法是我国法学界的一个“固有的误解”。如果立足于广阔视角下的国际学术界的理论积淀，厘清几个相关的概念，就会发现：“法学方法论”其实可转换为“法律学方法论”这一概念，它在内容上包括有关法律方法、对这种方法的外向性的哲学探究以及法学研究方法这三部分理论，其本身又构成法理学－法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法学理论中的确立，与其说必须具有一个特定先在的价值立场，不如说它只是具有某种可反证的、因而也是可替代的哲学立场。 　　[关键词]法学方法论，法律学方法论，法学研究方法，哲学立场 　　一、问题之所在 　　综观当下的国际学术界，无论是注重实践思考倾向的“法律方法”，还是注重哲学思考倾向的“法学方法论”，均已拓入颇深，而在我国这个漠视方法的文化中却一直命运堪忧。这种现象虽在近年有所改观，但是在总体上仍未达到一种可称之为“方法论上的觉醒”的境界。[1] 可以说，作为“舶来品”的法学方法论，直到近年才逐渐受到较为广泛的关注，但即使对于一些基本的概念，我们仍存在着固有的误解和无谓的争论，其中之一就是：法学方法论是法学研究的方法论吗？ 　　这一质疑，实际上可牵引出一系列相关的问题：法学研究方法与法学方法论的关系如何？法学方法论在法学（或法理学）学科体系中处于什么样的相位？法学方法论是否必然具有一个特定的先在的价值立场？诚然，这三个派生性的问题，有的已在国际学术界形成了一定的共识，有的仍在有限的共识基础上进行着前沿的论争，但即使是其中的那些具有广泛基础的共识命题，在我国都需大声诉说。 　　本文试图尽可能立足于一个较为广泛的视角，就以上这些基本的问题进行一次初浅的思考。当然，在此需要预先交待的是，也许是因为限于我等的能力，当这种思考开始时，笔者发现：即使是这些方法论中基本的问题，也委实要比想象中复杂得多。 　　二、为什么是“法律学方法论”？ 　　从宽泛的意义上说，我国法学界较早关于法学方法论的成果，可推梁慧星在1995年出版的《民法解释学》，[2] 但对该领域更为直截了当的、同时也是更为广泛的关注，则是2000年之后的事情，其标志的动向，可举2002年陈金钊、谢晖主持的《法律方法》[3] 和葛洪义主编的《法律方法与法律思维（第1辑）》的问世。[4] 据此可知，法学方法论在中国乃属于刚刚起步的后发性领域。众所周知，早在20世纪80年代的一些教科书中，法学方法论开始作为学习、研究法律的方法而在绪论部分中登场。为此，当新世纪初有关研究动向中出现了被重新界定过的“法学方法论”这一概念之后，尤其是1999年我国台湾学者杨仁寿《法学方法论》一书在大陆的出版，以及此后各种不同法学传统下的方法理论的输入，加之先前固有理解的干扰，理论上的混乱便自然在所难免。 　　这种混乱，部分乃肇始于对这一概念的固有误解，即不少人想当然地将“法学方法论”视同于传统教科书中所言的法学研究的方法言说。这其中也有中国式的“唯名主义”思维定势在作祟。根据汉语的使用习惯，在定语与主语之间加一个助词“的”是不会带来语词意义上的转换，因此“法学方法论”就被想定为“法学的方法论”，进而偷换成“法学研究的方法”，从而形成了上述的那个“固有的误解”。 　　应该说，如果我们从更加广阔的角度来看，如从国际学术界的有关论说来看，法学方法论与法学研究的方法虽非风马牛不相及，然在其整体的理论框架以及言说的脉络中，法学研究的方法并未成为“法学方法论”主要关注的对象。 　　典型意义上的“法学方法论”这一术语，主要为当代德国法学界所运用，且有两种德文表述，如拉伦兹的名著《法学方法论》的原名采Methodenlehre der Rechtswissenschaft，也有德国学者以Juristische Methodenlehre来统摄相关内涵。[5] 相对于大陆法国家，普通法国家一般倾向于采用“法律方法”的说法，博登海默的名著《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的标题中采用method of the law，[6] 而出于不同的侧重点，亦存在judicial method、legal methodology等措词。[7] 虽然各自都无统一的名称，但比较两大传统可知，后者主要指的是法律推理和法律解释的方法和技术，尤其指的是法官在审判过程中进行法律推理和法律解释的方法。由于法律的运行和实现不可能离开法律推理和法律解释，所以无论普通法国家还是大陆法国家，其实都存在有关法律方法的理论或学说，英美法国家如此，大陆法国家亦然。如今日我们所熟悉的有关法律的文义解释、体系解释、历史解释以及目的解释等法律解释理论，其实就是由德国历史法学派的创始人萨维尼（1779-1861年）在19世纪上半叶所发展出来的一种法律方法理论。[8] 　　然而，英美的有关法律方法的理论基本上乃以法律推理和法律解释作为考察和研究的焦点，而作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