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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文论话语的构型 第一节 语义型语言与语法型语言 中西方文学作为人对外部真实世界的观念性思考或体验的结果，都力求创造一个艺术的世界来反映真实世界的本质。因此，中西方文学理论就其本质特征上的认识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中西方文论在带有全面性、关键性、本质性的问题上颇具融合的可能性,中西文学观在其形而上学的本质特征上有着惊人的一致。 但是由于文学观之思植根于不同的文化场域,中西方文化观念、文化体系、文化思维存在着较大差异，因而形成了中西方文论不同的话语体系，而话语作为文化最核心的部分，对该文化体系的文学观念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所以，对中西方文论话语的解剖，是理解中西方文论基本的也是重要的途径。 话语的差异性或话语的独特性，是由话语直观的言说和独有形态为接受者 首先感知的。话语的构型异质最为直接地呈现出了不同话语系统的特征。对中西方文论话语加以比较，最基础的比较便可从话语构型来切入。不同的话语符号系统及其结构关系，规定了两种文论的异质特征。话语符号最基本的构成要素便是文字。20世纪的语言学家索绪尔在其重要著作《普通语言学教程》里曾指出： 我们可以说，不可论证性达到最高点的语言是比较着重于词汇的，降到最低点的语言是比较着重语法的。这不是说“词汇”和“任意性”，“语法”和“相对论证性” 始终各各同义，而是说它们在原则上有某些共同点。这好像是两个极端，整个系统就在它们之间移动，又好像是两股相对的潮流，分别推动者语言的运动：一方面是偏向于采用词汇的工具，不能论证的符号；另一方面是偏重于采用语法的工具，即结构的规则。 例如，我们可以看到，英语的不可论证性就比德语占有重要得多的地位，但超等词汇的典型是汉语，而印欧语和梵语却是超等语法的标本。”[1] 索绪尔在在这里将语言划分成了两种类型：着重于词汇的；着重于语法的。着重于词汇的语言倾向于采用词汇的工具；着重于语法的语言则是偏重于采用语法的工具。并且，索绪尔在举例时明确指出汉语是“超等词汇的典型”，即它是以词汇为核心来构建话语的符号系统，而印欧语是“超等语法的标本”，说明它是以语法为构型原则形成的符号系统。两类不同的符号系统各有其话语建构的独立原则。于是，中西方文论话语便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构型方式：语义型与语法型。 中国当代语言学家徐通锵在其论著中也将汉语与西方语言区分为“语义型语言”与“语法学语言”。他认为中国汉字是典型的语义学语言，它采用直接编码的方式，以“字”为本位，注重语义，需要直觉感悟、整体领悟，具有模糊、简明、含蓄的特点，为螺旋式结构。而西方语言是典型的语法型语言，它采用间接编码的方式，以“句”为单位，注重语序，需作构造分析，具有精确、周密、直露的特点，为直线式结构。[2]不论徐通锵对中西两种语言的差别界定是否完全妥当，但其对中西方语言在编码上有差异的认识是符合语言实际、千真万确的。中西方语言的语码迥异，就导致了中西方文论话语构型基本层面的不同。 也有不少汉语学家认为中西方语言的差异在于：中国的汉字是表意文字，而西方文字（如英、法、德语的语言文字）是表音文字。表音文字指字符表示的是语言中的语音，语义是通过语音的二度联想才产生的。表意指字符表示了语言中 [1] [瑞士]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84-185页 [2] 徐通锵:《语言论——语义型语言的结构原理和研究方法》，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0页—12页 的语义。汉语是有声调的语言，而西方语言是无声调的语言。有声调的语言由于声调的变化而显出动态变化性，一字多音产生了多义。而西方语言，作为无声调的语言，一个字形确定的意义是不易变化的，所以西方语言的表音对应着相对确定的意义。正是由于中西方语言文字的构造分别为侧重表意与侧重表音，这就给中西方文论话语的构型奠定了基础。 一、中国古代文论的语义型话语及其结构特征 汉语与西方语言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异，这是人类语言存在异质性的最明显的例证。属于汉藏语系的汉语与属于印欧语系的英语、德语、法语，在语音、语法、文字等各方面都有差异。这种差异影响了各自的文化建构以及思维模式，而文化及思维模式是话语构成的规则。所以，从汉语与西方语言的语音、语法、文字等方面来认识中西方话语的不同，便是一个基本的认识层面。 中国古代文论的话语，其构型基础是汉语。而汉语的构成的基本结构单位是字。汉字着重以形表意，一个音节关联一个概念，多用示象性原则将现实现象转为语言的符码。而且，词汇之间的联系是松散的，其结构具有开放的特点，词汇构成的话语表达其结构不受一致关系的制约，而是受到说话者与受话者交际双方的交际意图的语言环境和语言规则的而制约，决定句子意义的因素不是一致关系的语言规则，而是语言环境、交际意图和语序、语义搭配等语言规则。[3]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