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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无能对一个民族非常危险视觉传媒和视觉产品对这个时代是犯下了罪行的。仅仅为了赚钱，就把一种错误的价值观传播到全民，这会自取其祸的2010年12月底，哲学家赵汀阳出现在复旦大学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的“中国深度研究高级讲坛”上。天很冷，又是周五晚上，但并不影响教室里挤满了学生，靠窗的走道都站满了人，门口也被堵得严严实实。不少学生拿着他的《论可能生活》、《坏世界研究》或《每个人的政治》找他签名。赵汀阳的研究似乎都很有超前意识。他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关注过现在大家热议的“幸福”问题，写出了《论可能生活》一书，被收入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10年前，他写出了《天下体系》一书，试图把源自周朝的“天下”概念重新创作为一种新天下理念，这是一种表现了“兼容普遍主义”原则的世界秩序观，与今天的全球化需求不谋而合，广受国际学界关注。2010的年终岁末，赵汀阳向本刊记者讲述了他的幸福观与天下观以及他对中国当下一些问题的思考。幸福是他人的礼物《瞭望东方周刊》：中国人现在最普遍的一个抱怨就是，幸福感不够。你怎么看这个问题？赵汀阳：我觉得应该区分“幸福”和“幸福感”。“幸福感”是主观感觉，不稳定也不确定，与一时心情好坏很有关系，非常容易受暗示和各种偶然因素影响。“幸福”其实有一些确定因素和标准。我曾经论证了两个方面的两个标准：一是你想做的事情碰巧是你能做的并且做了，行为本身就是目的，叫做“自成目的”，这是一个与创造性和自由有关的幸福因素；二是幸福在与他人的互动关系中被确定，幸福不是自己说了算的主观感受，而是“我与他人”的关系所建构的。如果允许说句比较酸的话：幸福是他人的礼物。一个人不可能以自恋的方式给自己幸福，必须是别人给你心灵上的礼物才会幸福，在跟别人心灵礼物的往来中，互相都幸福，这是与存在的价值或重要性有关的幸福因素。现在媒体常常说的“幸福感”，在我看来更多是关于“快乐”和“利益”的感觉，指的是，是不是钱多了，活干得少了。基本上是一种缺乏精神内容的快乐和利益。幸福的要求很高，需要有干净真诚的灵魂，所以人们常常用物质快乐代替幸福，用快乐来糊弄自己。“视觉传媒和视觉产品对这个时代是犯下了罪行的”《瞭望东方周刊》：但很多中国人抱怨不幸福，有什么哲学办法可以增进人们的幸福？赵汀阳：幸福不需要神奇秘方，但如果故意想要不幸福就需要特殊的破坏活动。不幸福很大程度上是被诱导的，被无耻、虚伪、贪婪所诱导的。现在人心距离太远了，所以幸福就变得奢侈。就物质利益和快乐而言，现在中国人享受到的物质生活是史无前例的，是古代乃至进入现代的近百年没有达到过的高度。中国古代也有物质生活很好的时代，比如宋朝，据说当时是全世界日子过得最好的，据说GDP占全球70%，不知道有没有夸张，总之人们过得不错，但大概也没有今天中国人过得好。今天人们的抱怨更多是因为不均，而不是因为寡，主要是对差距的不满。对差距的不满也被强化和诱导。就我有限的关于其他国家的知识，中国的差距并不算特别离奇，可以看看印度以及许多亚洲国家、南美、非洲，甚至美国的差距也很大。说到差距比较小的，主要是欧洲，差距真正小的是北欧。北欧得天独厚，无法相比。但毫无疑问，中国的收入差距是个必须改进的严重问题。《瞭望东方周刊》：这是宏观的角度，但引起人们不幸福感觉的，可能更多是更微观的心理感受，比如邻居买了车、房，我买不起。赵汀阳：“灾难”是外界强加的，不幸多半是自己的错误。改进物质利益的分配，需要靠制度安排的改善。但另一方面，在心理感受方面，人们如此不高兴，很大程度是传媒，特别是电视、网络和广告的诱导。电视网络还有时尚杂志、电影、电视剧、广告，这些带有视觉效果的表达，喜欢讲述的是属于10%的人的生活，这种生活对于绝大多数人都是虚假的，是对大多数人的生活的恶意贬低、否定和侮辱。更严重的是，是对物质、权力、压迫和弱智的无耻颂扬，是对精神、情感、劳动和智慧的抵制。这些在媒体上天天出现，让人产生错误判断，以为那种过度奢华的弱智生活才是正常的，导致了心理上的不适。更可笑的是，在歌颂资产阶级生活时，还同时表演了小资产阶级和小市民对资产阶级的羡慕嫉妒的病态心理，所以越怨恨就越不高兴，这种社会怨恨像传染病一样。所以，视觉传媒和视觉产品对这个时代是犯下了罪行的。仅仅为了赚钱，就把一种错误的价值观传播到全民，这会自取其祸的。《瞭望东方周刊》：现在的“国学热”，是否会有助于中国人找到生活的意义和幸福的真谛？赵汀阳：恐怕大多数人现在学的国学没什么用。因为“国学”现在已经变成了一种市场产品，与市场上的很多廉价的伪劣产品差不多，离真正的智慧差得太远。真正有价值的文化，是电视上不讲的那些智慧，是没有办法变成“心灵鸡汤”和文化快餐的东西。真正的好东西需要有长期的教养才能够领会。据说这有点像看古董，如果老看那些伪劣产品、假古董，不看真品，长期下来眼睛就看脏了，就什么都看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