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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国家发展战略转型的“新载体”——重庆两江新区启动新十年西部大开发的新引擎 两江新区管委会主任翁杰明 讲话 　　创新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永远不竭的动力，在我国发展需要转型，体制需要创新的重要时刻，重庆两江新区应运而生。这是继浦东、滨海之后，国务院批准的第三个国家级开发开放新区，也是国家推进新十年西部大开发的突破口和新引擎。承载着改革开放由沿海向内陆推进、经济发展由外需向内需转型的国家战略，两江新区正式扬帆起航。 　　设立两江新区是国家探索解决西部问题与发展转型问题的大手笔 　　两江新区位于重庆主城区长江以北、嘉陵江以东，规划面积1200km，其中可开发建设面积550km在《关于同意设立重庆两江新区的批复》（国函〔2010〕36号）中指出，“设立重庆两江新区，有利于探索内陆地区开发开放新模式，对于推动西部大开发，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两江新区是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经济发展的“新引擎”。改革开放前30年，国家实施了3个开发开放大战略，深圳、浦东和滨海，都承担着构成增长极“内核”、带动区域发展的使命。595km　、8000万人口的珠三角加速崛起；2270km的浦东新区，带动了21万km的滨海新区，带动了33万km、1亿人口的环渤海奋起直追。 　　国务院批准设立1200km的两江新区，将力争推进“西三角”（重庆―成都―西安）乃至680万km、4亿多人口的西部地区开发开放。据初步测算：两江新区将拉动“成渝经济带”制造业年均增长提高10个百分点，云南和贵州水电、矿产等能源产业增速提高5个百分点，湖南、湖北、陕西、广西制造业和交通运输业增速提高5个百分点。两江新区通过各种要素资源的发酵、增值，在西部地区产生裂变、聚变和几何乘数效应，从而改变西部在中国经济版图上的地位。 　　两江新区是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改革创新的“试验田”。一是新时期需要探索内生型改革经验。我国迄今为止的综合改革试验主要是在沿海地区进行的，获得的经验也主要是“外向型”经验，现阶段需要将外向型经验和内生型经验结合起来。二是西部地区城乡统筹尚待破题。作为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推进两江新区建设可增强统筹能力，加快建立内陆地区更具活力、更富效率、更加开放的体制机制。三是西部地区科学发展任务艰巨。设立两江新区，就是从制度层面上探索西部地区科学发展的新路子，不断积累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新经验。 　　两江新区是新时期国家发展战略转型的“新载体”。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主要依靠沿海外向型经济，国际金融危机使以外需为导向的发展模式面临严峻挑战。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已由1978年的1.8%上升到2009年的7.3%，到2015年中国消费占世界的比重将超过14%，占世界人口1/5的中国将成为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两江新区的成立，不仅意味着国家改革开放的路径开始转向西部、转向内陆，而且标志着经济发展由外需主导向内需主导开始转型。 　　两江新区需要发挥“发展极”和“带动极”双重功能　　 　　建设和发展好两江新区，中央寄予厚望。国家赋予两江新区三大历史使命：一是成为全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区和科学发展的示范窗口；二是成为新10年西部大开发纵深推进的“发动机”和内陆开放的重要门户；三是在西部率先实现全面小康。两江新区必须在产业带动、要素辐射、功能影响和试验探路等方面发挥“发展极”和“带动极”的双重作用，促进西部地区加快发展。 　　产业带动。两江新区将着力打造先进制造基地、都市综合功能和现代服务业等三大特色板块，形成轨道交通、核电风电等电力装备、新能源汽车、国防军工、电子信息五大战略性产业，加上国家级研发总部、重大科研成果转化基地、灾备及数据中心三大战略性创新功能等“5+3”战略性布局，力争到2020年，实现GDP6000亿元，工业总产值10000亿元。两江新区将着力打造区域性生产中心、贸易中心、金融中心、信息中心和服务中心，在产业培育、产业研发、产业调整、产业创新、产业升级等方面为西部经济转型服务，与西部其他地区形成梯度分工、战略合作、各展所长、共同发展的局面。 　　要素辐射。重庆是中西部唯一的全国五大中心城市之一，必须增强其在西部要素资源的辐射力和引领发展的认同感。一是高度集聚银行、证券、保险、期货、产权等要素市场，特别是建立面向西部以至全国的创新型要素市场，使各地要素资源在快速流动中不断增值。二是借助江北国际航空枢纽和内陆保税港区的影响力，以流量经济服务西三角。三是建立人才合作开发新机制，为西部各类人才提供一体化服务。四是加强与兄弟地区开发区在园区规划、开发模式、管理方式等方面的联动与合作，实现两江新区自身发展的新提升和新跨越。 　　功能影响。作为国家级重点开发开放平台，两江新区必须充分发挥开放、集散、服务、带动等方面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