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的任务.docVIP

译者的任务 瓦尔特·本雅明 从某个受众的认知角度来评价一件艺术品或一种艺术形式从来都不见得有效果。不仅如此，任何依赖于特定大众或者其代表的评价都偏离了方向，甚至连一切艺术理论表述中的“理想”受众的概念都是有害的，因为这些理论得以成立的前提恰恰是人的存在和本质。同样，艺术自身以人的肉体的和精神的本质为前提 — 而人的注意力从不在他的作品当中，因为诗不是为读者而赋，画不是为观者而绘，交响乐也不是为听众而谱。 　　翻译是为了不懂原文的读者吗？这个命题似乎可充分解释艺术领域的读者之间的层次差别。此外，这也似乎是重复讲“同一件事”的唯一可能的原因。一部诗作 “在说”什么？ 它在传达什么？对理解它的人而言是很少的。它的本质性的东西不是告知，不是口头陈述。但是那些意在转达的翻译所转达的却没有别的：只有告知－也即无关紧要的东西。这也是识别劣等翻译的标志。但是，一部诗作除告知之外的本质的东西 —— 这也是劣等译者所放弃的 —— 通常不是那些不可捉摸的、神秘的，“诗人性的”吗？ 译者只有在自己也作诗的前提下才能复制吗？ 这在事实上涉及到了劣等翻译的第二个特征，对此人们可以定义为：对非本质内容的不准确转达。只要翻译（自作多情地）为读者服务，这个特征就是成立的。倘若翻译是为读者而存在的，那么原作也必定是这样的。倘若原作（都）不是为此而存在，那么基于这种关系的译作如何被理解呢？ 　　翻译是一种模式。这种模式的本质在于它回溯到原文。因为原文中存在翻译的法则，即原文的可译性。一部作品的可译性问题具有双重含义。它可以是指：是否能在原作的全部读者中找到其合适的译者？或者，更准确地说：原作的本质决定是否能翻译，并且－ 由这种模式的意义决定 － 是否有必要翻译。原则上，第一个问题的决断仅存在（技术性）问题，而第二个问题的决断有其绝然性。只有肤浅的认识才会将这两个问题混为一谈，也即否认第二个问题的独立意义。这种肤浅认识忽视了：某些关系性概念含有其好的，或许是最好的意义，如果这些概念不是一开始就专门涉及到人的话。例如，倘若当其本质要求不被遗忘，那么这种要求就不是虚假的，而仅仅是一种对人而言不合适的要求，这同时表明这种要求在某个领域是存在的：上帝的思想。相应地，即使语言作品对人类而言不具有可译性，也必须考虑解决。并且，从严格的翻译概念上讲，这两个问题不是应当真的具有一定的度吗？— 在这种考虑当中（又）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翻译是否应对某些语言作品提出要求。因为存在这样的规则：如果翻译是一种模式，那么某些作品的可译性必定很重要。 　 某些作品在本质上具有可译性 － 这与其说翻译对其作品自身具有重要性，还毋宁说原作固有的一种特殊的意义在其可译性中再现。显而易见的是，一种翻译再好，对原作而言也并不意味着什么。不过，翻译因为原作的可译性力量而与原作具有另一种联系。的确，这种联系是如此内在，以至于该联系对原作而言已经不重要。这是一种自然的联系，准确地说，是生命的联系。正如生命的表达与活着的人最紧密地联系着，而人自身并不意味着什么，翻译也将迈过原作而前行。尽管不是来自于其生命，也不是来自于其“长生”，不过，由于翻译晚于原作，并且在重要的作品形成的时期从来找不到合适的译者，因此翻译对于那些重要的原作而言，的确就是生命的延续阶段。艺术作品的生命与生命延续思想根本就不是比喻。生命的本质并不单独在于其有机的肉体性，这即使在混沌思想时期也是可以成立的。但这并非是说，可以将生命领域扩大到对心灵的微弱支配，正如费希纳试图做的那样；更不用提将生命定义为动物的不具有重要性的瞬间，例如那种只有偶尔才能识别的感觉。只有将那些拥有其历史并且不仅是其舞台的东西视为生命，生命的概念才是合适的。生命在于历史而不是自然，因此首先应确定生命的范围，而摇摆不定的感知和心灵就不值一提了。因此哲学家的任务在于从最广泛的历史角度来理解自然的生命。作品的生命延续比作为造物的人的生命的延续难道不是更明显吗？伟大的文艺作品的延续性来自于其源泉、其作者的那个时代的发展，它因此在之后的若干代人中具有通常是永恒的生命延续期。后者的含义正是作品的名声。当一部作品在其生命的延续中进入了其盛名时期，那些不仅仅是转达的翻译就诞生了。这样的翻译就因此不仅在于服务于原作，正如劣等翻译在工作中孜孜以求的那样，他们对有这样的作品而感激不尽。在翻译作品中，原作的生命得以重新在最近的和最全面的发展。 　　原作的这种发展作为一种固有的高级生命是由一种固有的高级目的性决定的。生命与目的性表面上是可以触摸的，但是对其内在的隐秘联系的认识 － 尤其当生命的一切个体的目的性共同指向某个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