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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合理怀疑问题研究 　　摘 要：长期以来，“证据确实、充分”都是我国刑事证明标准，但是实践中暴露出诸多问题亟需解决，需要对证明标准进行完善。我国对于排除合理怀疑的争论由来已久，最终将其吸取到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证据确实、充分”之中，是我国刑事诉讼立法的进步。不容忽视的是应怎样保障实施排除合理怀疑这一证明标准，以及在其实施的过程中应注重哪些问题。 　　关键词：排除合理怀疑；必要性；有效措施；注意问题 　　中图分类号：D9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379-（2015）26-0001-04 　　作者简介：司冰岩（1989-），女，汉族，河南商丘人，郑州大学法学院，2013级刑法研究生，刑法专业，研究方向：中国刑法理论与实践。 　　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要求“证据确实、充分”，相对于民事诉讼要达到“盖然性优势”的标准，证据确实、充分是不言而喻的更高规格的要求，但是这个标准看似完善，实则不好界定。为了完善这一证明标准，全国人大于2014年3月14日修正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将“排除合理怀疑”作为必须条件之一，归入“证据确实、充分”的条件要求中。排除合理怀疑在我国属于舶来品，是一种既老生常谈又新鲜的事物。其属于英美法系刑事判决的证明标准，受意识形态的影响，我国长期以来将排除合理怀疑视为资本主义唯心主义的糟粕，给予了大量的批判，在立法上长期得不到认可，但是随着对英美法系的了解，我国学者开始认真反思排除合理怀疑的可取之处。虽然一直以来我国学界对其都有辩论和争议，学界针对我国的具体情形也已经有了一些较为成熟的认识，但是鉴于其于2012年才正式被立法确认，在理论和实践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应该值得我们关注。 　　一、排除合理怀疑入法的必要性 　　我国法学界从对排除合理怀疑的全盘否定，到迂回、含蓄的在《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中予以确定，再到《刑事诉讼法》对其的正式确立，这个过程充满了波折。但是反思我国的司法实践，排除合理怀疑的正式入法具有必然性。 　　（一）刑事证明标准须具体明确的要求 　　首次将“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明确下来的是1979年《刑事诉讼法》，直至今日，我国的刑事诉讼仍是遵从的这一证明标准，对我国的司法活动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其具有以印证为中心、以客观性为基点、以可知论即认识乐观主义为理论根据、以目的为方法，在证明活动中的可操作性不足、普遍适用，缺乏区别和细分的特点。①其本身的特点也直接造成了虽然法院在做出有罪判决时都要点明“证据确实、充分”，但是不可否认“证据确实、充分”刑事证明标准既是实施措施，又是实施目标，有规定笼统、抽象模糊之嫌，对其的理解和把握并没有明确的统一标准，所以，造成实践中任意解读，混乱适用，频频出现冤假错案，这必然要求学界和实务界必须不断吸取经验和教训，界定一个较为明确的“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我国于2010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出台的《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对“证据确实、充分”的含义有了清晰的规定，排除合理怀疑也首次成为其条件之一。2012年的刑诉法修订吸纳了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多年成果，最终“排除合理怀疑”由死刑证明的标准迂回到刑诉法，正式归为“证据确实、充分”条件之一，使刑事案件证明标准更加具体、明确。 　　（二）刑事证明由客观向主客观相统一进化的要求 　　长久以来，“证据确实、充分”我国这一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要求做到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且均经过法定程序查证属实，虽然做到不仅有量的要求，而且有质的要求，但归根结底都是客观方面的要求。我国长期将普通法系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排除合理怀疑，认为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糟粕，但是经过反思逐渐认识到，在司法实践中从庭前会议到法庭调查，直至宣判，法官不可能摆脱自己的主观认识，都会凭借自己的良知形成内心确信，这个形成内心确信的过程就是排除合理怀疑的过程。所以从实践活动来看，刑事证明过程是主客观相统一的过程，立法不能只肯定一个方面而否定另一个方面，极易造成冤假错案。此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就顺应了这种必然过程，要求首先进行客观方面的判断，然后再由主观方面判断，即裁判者在审查案件事实是否都有证据证明和定罪量刑的证据是否经过法定程序查证属实的基础上，进行“排除合理怀疑”主观方面的判断，实现证明标准的主客观相统一。司法实务界人士亦认为，刑事裁判既然最终须由法官依据事实和证据来作出，这就不可能排除在诉讼过程中法官作为一个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的主观认识和主观思维活动，因此对于探讨证明标准也应从主观上考虑是很有必要的，我国刑事诉讼法不仅应当坚持客观真实原则，而且还应规定排除合理怀疑的主观标准。② 　　（三）司法公正和保障人权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