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柯“回教工作”与侵华战争.docxVIP

王柯：“回教工作”与侵华战争选择字号：/data/56814.html大?/data/56814.html中?/data/56814.html小? 本文共阅读 4791 次 更新时间：2012-08-27 10:54:38进入专题：?/data/search.php?keyWords=%C7%D6%BB%AA%D5%BD%D5%F9searchfield=keywords侵华战争???/data/search.php?keyWords=%BB%D8%BD%CC%B9%A4%D7%F7searchfield=keywords回教工作??●?王柯?(/thinktank/wangke.html进入专栏) ?　　1938年7月8日，即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一周年之际，日本政府“五相会议”[1]通过一份指导性纲领——《时局的发展与对支谋略》，确定了对华军事战略、政治攻势（如分化中国内部政治势力等）和加强在华经济掠夺以支援战争等加快侵略中国步伐的六条方针。其中的第四条为：“推进回教工作，在（中国——引者）西北地区设立以回教徒为基础的防共地带。”[2]对于日本在战争时曾经推进“回教工作”一事，日本的历史学界几乎无人提及；而在中国的历史学界更是鲜为人知。然而，通过日本防卫研究所所藏战时日本陆军档案、日本外交史料馆和日本国公文书馆所藏战时外交档案，可以清楚地看到：早在20世纪初，日本就已设想向中国的“回教徒”进行渗透，以为日后日本侵略中国所用。[3]而在发动了侵华战争后，日本又具体制定并积极实施了“回教工作”。因此，搞清楚这一事实，不仅可以加深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本质的认识，而且有助于我们加深理解历届中国政府在建设近代国家的过程中，尤其重视加强边疆地区居民以及有着其他历史文化背景的民族共同体之国民意识的原因。　　一、日本关注中国“回教”的出发点　　1890年代，有二三位在海外接触到伊斯兰教的日本人皈依伊斯兰教，但尽管如此，日本国内并不存在一个穆斯林群体。直到进入20世纪，日本才开始关注伊斯兰教。这种关注，与宗教信仰无关，完全是出于官方的、即外务省及军部的政治需要。1905年5月，一位名为樱井好孝的人，“接受外务省的秘密命令，到新疆至蒙古一带进行旅行和视察”，“行程约二万余千清里”。第二年十二月回到日本以后，他就内蒙和新疆的地理位置、交通情况、居民成分、宗教信仰和商业等情况向外务省提交了一份非常详细的报告。[4]而从外务省于1906年1月16日向茨城县厅申请推迟对樱井好孝的征兵命令一事来看，樱井好孝应是日本外务省的属员。[5]另外，1910年，日本外务省的调査员中久喜信周，也对河南省的“回教徒”情况进行了调查。[6]　1913年，日本关东都督府将其霸占地域划分为大连民政署管区、旅顺民政署管区、金州民政支署管区、瓦房店警务支署管区、大石桥警务支署管区、辽阳警务署管区、奉天警务署管区、抚顺警务支署管区、安东警务署管区，“按照神道、佛教、基督教、道教、回教之类”进行了详细的“宗教调査”。关东都督府为关东军的前身，担任其历任都督的都是现役大将或中将，但是从这项调査报告来看，在当时关东都督府所管辖的所有地域中，“回回教”的势力微弱，仅仅在金州民政支署管区内的“皮子窝所辖区内有一寺，几近毁灭状态”。[7]　1918年3月，日本陆军参谋本部“认为有在库伦、新疆方面扩充情报网的必要”，于是使用“临时军事费”，[8]“在支那驻屯军谍报担任地域内分别设立谍报机关”，“在张家口方面，有该地三井洋行出张所员宮崎嘉一，虽无军事方面智识但却办事可靠；陕西西安方面，派遣军队司令部翻译吉田忠太郎前往；新疆迪化方面，派遣在乡军人下士佐田繁治前往，以宗教研究为目的，同时进行谍报活动；在外蒙古库伦方面，有居住在库伦的日本人驹田信夫，最近接受了进行谍报工作的委任”。[9]另外，还向“天津及其他驻屯地”、“西安或太原”“配备军官或其他能干的间谍”，并“预定向张家口派遣军官”。可以看出，这些被指定优先派遣的地区，多在中国西部、北部或边疆地区的中心城市。日本军部之所以扩充在中国西北地区的情报网，其主要目的为：“随时局进展，侦探俄德设在支那西北边境的设施，以便及时采取共同行动阻止。”[10]但是，日本军部的行动，还隐藏着另外的目的。例如，佐田繁治在新疆“以宗教研究为目的，同时进行谍报活动”。因为新疆居住着大量信仰伊斯兰教的居民，在这里进行“宗教研究”，重点当然只能是伊斯兰教。笔者在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的内阁公文中发现，1873年7月15日出生于岛根县的在乡军人（即预备役）下士佐田繁治，在此之前是殖民地台湾警察，并非宗教研究家。[11]　可以看出，近代日本对中国伊斯兰教的关注，并非出于偶然。有日本学者指出，日本对于“回教”的关注，原本就与侵略亚洲目的有关。[12]其关心所在，可以从刊行于19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