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红六军团西征的意义.docVIP

浅析红六军团西征的意义 　　一、组建红六军团 　　红六军团相对其他红军主力军团，组建的时间稍晚些，但它在中国工农红军战略转移中所起到的独特作用却是巨大的，随着大量鲜为人知的红色史料的再现，红六军团西征的意义显得更为光彩夺目。 　　1933年6月中旬，根据中革军委的指示，在湘赣、湘鄂赣苏区红军主力的基础上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下辖十七、十八两个师。其中湘赣革命根据地的红八军改编为红十七师，萧克任师长，蔡会文任政委;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红十八军改编为红十八师，严图阁任师长，徐洪任政委。部队陆续集中于江西永新。 　　二、红六军团西征前的形势 　　1933年春，蒋介石在对中央苏区第四次“围剿”失败后，在帝国主义支持下，集中50万兵力重点进攻中央苏区，加紧进行更大规模的第五次“围剿”。他一改过去“长驱直入”“分路合进”的战略战术，采用持久战和堡垒主义新战术，在红色苏区的周围筑碉建堡，加强军事、经济封锁，企图逐步紧缩苏区，消耗红军有生力量，最后寻求红军主力决战，以达到消灭红军的目的。此时，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代表博古、李德不切实际地采取“堡垒对堡垒”“阵地战对阵地战”的战略战术，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口号。结果，在国民党军队优势兵力的猛烈进攻下，装备低劣、失去灵活机动的中央红军未能打破国民党军队的封锁。到8月，中央红军控制的70个县只剩下6个，甚至连长汀也落入国民党之手，许多红军将士战死沙场。中央苏区南北门户洞开，红军在内线打破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的希望破灭。中共中央决定将主力撤离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博古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红军在作战不利形势下的对策。毛泽东在讨论中发言，建议红军主力应尽快向外突围转移，转移的方向不宜向东北，可以往西。会议没有接受这一主张，只是决定派红七军团作为抗日先遣队北上，派红六军团从湘赣苏区到湖南中部，发展游击战争并开辟新的苏区。对于这两支部队的行动，周恩来于1943年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指出：“一路是探路，一路是调敌。”这句话是对他们的客观评价，红七军团主要是调敌，红六军团主要是探路。 　　在国民党军队向中央苏区腹地全面推进的危机时刻，为吸引国民党军的兵力，减轻中央苏区压力，1934年7月初，中央决定以红七军团组成抗日先遣队，北上闽浙皖赣地区，开展抗日民主运动，创造和建立新的根据地。7月6日，红七军团从瑞金出发北上。红七军团过闽江后，中央苏区的报刊进行了大量宣传，但对红六军团的行动报道甚少，这样做既是为了大张旗鼓地宣传党的抗日主张，也是为了迷惑敌人，掩护红六军团的西征和中央红军主力的长征。 　　当时中央苏区在北、南、东三面均被国民党重兵包围，只有一条出路――往西转移。红七军团往北只是虚晃一枪，通过向福建、浙江移动，试图破坏敌之后方交通线，扰乱敌之部署，但这不能根本改变战局的走势。为红军主力长征探路的历史责任就落到了红六军团身上。随着红六军团的西征，红军长征的序幕就此拉开。 　　三、红六军团西征 　　1934年7月2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发布《关于红六军团转移到湖南创造新苏区问题给六军团及湘赣军区的训令》，指示红六军团由江西遂川突围后，第一步到达湖南桂东地域，发展游击战争，推广游击区域;第二步到达新田、祁阳、零陵地区，发展游击战争，创立新苏区根据地;第三步横渡湘江，向新化、溆浦之间的山地发展，并向北与贺龙、关向应领导的红二军团取得联系。 　　8月7日，任弼时、萧克、王震受命率红六军团9700余人离开湘赣根据地，从横石、新江地区出发。8月11日，胜利突破湘赣粤三省敌人设置的四道封锁线，抵达湖南省桂东县寨前圩。8月12日，红六军团在寨前圩村边的一个河滩上举行全军团军人大会，庆祝突围胜利，誓师西征。会上，任弼时正式宣布成立红六军团领导机关，萧克为军团长兼红十七师师长、王震为军团政委兼红十七师政委、李达为军团参谋长、张子意为军团政治部主任、龙云为红十八师师长、甘泗淇为红十八师政委、谭家述为红十八师参谋长、方礼明为红十八师政治部主任。同时，正式宣布以任弼时为军政委员会主席，由任弼时、萧克、王震三人组成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军政委员会为红六军团最高领导机关。 　　当晚，红六军团第四十九团作为西征部队先遣团率先从桂东县寨前圩出发，直奔郴县。主力部队随后跟进。经连续几个夜晚行军，15日进抵泉水、东江一带。16日，进入郴县县境。部队一部由郴县进入到宜章平和，经卖牛岭、温家，再辗转进入郴县铁山里，向桂阳方向前进。16日晚，先遣团避开敌人严密封锁的通道，走小道，攀悬崖，摆脱敌人，于17日越过粤汉大道，经走马岭，迅速通过耒阳、郴县公路，进入桂阳县境后，经金义，绕过桂阳县城再经仁义圩、梓木圩，19日抵达七里坪。19日晚，第四十九团三营向新田县城发动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