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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天河：历地狱而成高境界 　　蒋登科：石老好，非常感谢您接收采访。我是在做一个系列的访谈，希望收集、整理一些和诗歌有关的史料。请问您是什么时候开始诗歌创作的？最初的创作动力是什么？后来能够坚持创作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石天河：我从十三四岁学写旧诗，最初纯粹出于爱好。后来，在抗日战争中则主要是为了表达爱国的情感。那不是什么“创作”，常常是对山河残破的伤感与生活郁闷情绪的自然发泄。时断时续，没有想过坚持不坚持的问题。大概也还是由于爱好，在抗战期中的报刊上读了一些新诗，渐渐觉得新诗有鼓舞人民斗志，启发青年进步意识的作用。但直到解放战争以后，我才学着写新诗，这时则主要是为政治服务，宣传革命。 　　蒋登科：您出版过多少部诗集？还出版过其他类型的著作吗？您的代表作是什么？您认为一个诗人的代表作的特点主要有哪些，或者这些作品何以成为代表作？您认为拥有代表作是不是一个诗人获得艺术名声和艺术地位的基本条件？ 　　石天河：我由于“反右”以后，一直在坐牢，直到平反后，才出版了一本童话诗《少年石匠》，后来把新旧诗编在一起，作成一卷《复活的歌》，编入《石天河文集》。此外，没有其他诗集。我自己觉得我的诗谈不上什么“代表作”。新诗只有《少年石匠》、《爱的追思》、《希望》、《徜徉》较有艺术性;旧诗只有一首《读曲歌》，比较写得好些。所谓“代表作”，应该是由诗歌界评定或由社会读者群体公认的、能够代表作者诗歌艺术水平与总体风格的作品。那是对某些有名的诗人，经过诗评家研究或读者群体议论，在某一时期得出的结论。像我这样一般写写诗、时写时不写的人，诗集没有正常出版过，是很难有所谓“代表作”的。至于说到“代表作”是否与诗人名声地位有关，我觉得，在诗人活着的时候，诗对诗人产生什么作用，可能要看机遇与命运。李白前期的三首《清平调》使他成为宫廷中的翰林供奉，杜甫一辈子写了那么多好诗，最终还是颠沛流离而死。诗人的名声和地位，大概只有在他死后的历史评价上，才可能是有定准的。 　　蒋登科：您认为您创作的高潮期是在什么时候？在您的创作时代，您的创作在诗坛上处于什么水平和地位？您的诗歌在题材、主题和表达等方面的最突出特点是什么？ 　　石天河：我平反出狱已经五十六岁，写诗的热情早已消退，所以，写得少，发表得更少，不曾有过创作高潮。在重庆诗坛或全国诗坛，我都只是处于“边缘人”地位。我的诗，常常是牢骚孤愤的产物，艺术表达习惯于意象的抒情，有时是毫无艺术韵味的顺口溜。 　　蒋登科：您认为决定一个诗人创作实绩的元素主要有哪些？在您的创作过程中，主要受到那些诗人或者作家的影响或启发？您认为知识积累对于诗歌写作有什么影响？ 　　石天河：我觉得，一个诗人的成就，主要决定于他在生活历程中养成的人格和艺术素养。其中。天赋和兴趣，也有促进作用。我学写诗，因为是从学写旧诗开始，而且是在抗战时期，受屈原、杜甫、陆游、辛弃疾这些古代的爱国爱民的大诗人影响较深。现代诗人，鲁迅、冰心、艾青、彭燕郊，也有一些影响。外国诗人，我只是从翻译作品，接触过莎士比亚、但丁、歌德、海涅、拜伦、雪莱、席勒、普希金、尼克拉索夫等大诗人的古典作品;泰戈尔、惠特曼、洛尔迦、布洛克、马雅可夫斯基、阿拉贡、艾吕雅等现代著名诗人的作品。这些外国诗，对我也有一些启发。但因为我不懂外文，都只是浏览、欣赏、玩味而已，没有深入研究的能力。我觉得，各种知识的积累，对诗人的人格素养和胸襟视界，是有好处的，但未必都能直接作用于诗的写作。严羽在《沧浪诗话》里面说“诗有别裁，非关书也。诗有别义，非关理也。”但他还是主张要多读书，多明理。我想，也就是这个道理：诗人需要知识营养，但不应该把书本知识生搬到诗里面去。 　　蒋登科：在1957年为《星星》创刊号发表的作品《吻》进行理论辩护的时候，您就提出了反对教条主义的主张，而且现在还一直在提。请问，就诗歌创作和观念而言，您认为在当下这种较为宽松的创作环境下，是否还存在教条主义的现象？如果有，可否谈谈主要体现在那些方面？ 　　石天河：在1957年那时，教条主义主要表现为硬性规定“文学为政治服务”（亦即“为工农兵服务”、“为阶级斗争服务”、“为中心工作服务”之类）的目标，把文学完全作为政治宣传的工具，无视文学在民族文化传承、心灵情感教育、艺术审美教育以及“寓教于乐”、“涵养性灵”、“扩展视域”、“开拓胸襟”、“恢宏气度”、“启发想象”、“提升人的精神境界”等广阔领域内的教化作用，把文学活动限制得很狭小，很死板。而且，把“为政治服务”也变成了单向的，只能为政治歌功颂德，不许对政治的偏差错误进行必要的（维护人民正当权利的、申张社会正义的）批评。只许表现“高大全”革命英雄人物的突出典型，不许表现普通人民的日常生活;只许表现火热的阶级斗争，不许表现青年人的爱情、希望与幻想。甚至，连诗人和作家的创作方法，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