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治僵局：腠理之疾还是制度绝症？.docVIP

美国政治僵局：腠理之疾还是制度绝症？ 　　美国建国以来，两百余年，国势日昌。其宪政体系基本延续未有大变，国家地位则从北美一隅的孱弱联邦上升为全球霸主，这种变与不变相映衬，难免令世人赞叹其制度之“伟大坚韧”，并由此产生出制度决定论的思维范式，遂成当前西方社会科学之主流。美国的壮大，常被解释成制度优势的体现;美国成功渡过诸多国内外危机，也成为美国制度弹性和纠错能力的最好注解。沿此逻辑，不少社会学家习惯于给后发展国家面临的问题开出美式制度的药方。 　　神话的破灭：从“美国梦”到“美国病” 　　然而，近年来人们越来越多地谈论美国制度的病症。在西方思想界不懈推广美国制度的时候，美国本身却暴露出诸多制度弊端。 　　2013年美国联邦政府“关门”引发了对美国政治的新一波反思。2013年9月下旬，共和党把持的众议院将临时拨款法案与阻挠奥巴马医改的措施相捆绑，导致民主党控制的参议院未通过该法案，没有了经费来源的联邦政府只得在10月1日关闭了非核心部门，给美国社会和经济都造成了不小的麻烦和损失。诚然，联邦政府关门这样的事，并不意味着制度的失败。1921年预算与会计法案及1974年美国国会预算暨截留控制法案等法律所做出的具体程序性规定是政府关门的重要原因。但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18次政府关门，本质上都是由于美国两党间的立场僵持和政策冲突，以及国会和行政机关之间的相互掣肘，妥协的失败和共识的消失反映了美国政治的深层次问题。 　　2015年5月，美国政治病又一次发作，参议院在12日的程序性投票中否决了授予总统奥巴马“贸易促进权”（TPA）的立法程序动议。TPA是国会在一定期限内赋予总统的一项授权，使其与其他国家谈成的贸易协定在国会投票时不被修改，只能通过或否决。这是总统对外缔结贸易协定的一柄利器，因为如果没有TPA授权，其他国家明知该贸易协定会被美国国会做出各种修改，便失去做出妥协的动力。经过一个多月的协调与妥协，众议院和参议院最终于18日和24日通过了TPA法案，算是有惊无险，但这次否决也着实令奥巴马捏了一把汗。国家对外战略所急需的法律，却由于党争而遭受挫折，这在历史上已不是第一次。早在克林顿总统时期，由于两党立场难以妥协，1994年到期的TPA未能延长，使美国错过了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扩展到加拿大和墨西哥以外地区的一次机会，并间接导致了拉美南方共同市场与北美自贸区的分庭抗礼。这使得美国自门罗主义以来将西半球纳入一个自由市场的梦想未能成为现实，是美国全球战略的一个败笔。[1] 　　表面看来，这些颇具技术性的问题似乎还都是腠理之疾。然而它们背后的原因却是深层的。政府关门背后是共和党阻击民主党总统任期内最大的国内政治改革――奥巴马医改;TPA风波背后则是民主党参议院对本党总统的拆台，因为自由贸易更符合共和党选民的利益，一切以党派划线，即使是有利于美国总体战略地位的本党总统议案，一样该反就反。这种否决游戏之所以能玩得下去，还要拜美国制度设计所赐。 　　制度基因：布满否决点的复杂机器 　　美国政治制度有一个独特的现象，即立法或决策的过程中有着众多的否决点（veto point）。基于权力分立和制衡的原则，在联邦政府层面，总统、国会和最高法院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否决关系，国会两院，乃至国内各委员会或小组也都手握不同层次的否决权。在联邦权与州权之间也仍存在着明确的权力划分。因而，一项议案要通过布满否决点的险滩而成为法律，主要依赖的不是大多数人的支持，而是能否成功避免少数人的反对。由此，立法机关工作的主要内容就是做算术，议员和政治家们花在算人头、拉帮派、说服收买反对者上的工夫远多于立法调研、听取民意和进行更科学的政策设计。 　　不满于这种情况，一些学者批评美国政治制度为“否决政治”（vetocracy）。随着美国学者福山新著《政治秩序的衰败》一书的畅销，“否决政治”这个词近来也为更多人所知。福山将之视为政治衰败的一种症候，实际上，它深藏于美国制度的基因之中。这个基因产生于美国建国之际的民主与自由之辩。 　　 　　今天人们熟知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按照古典政治哲学的理解，民主包含着两大要素：人民直接参政和多数决定。如果说在18世纪即将迈入现代社会的大规模国家中，直接参政已不可能（当时的政治精英已经普遍接受了代议制），那么民主剩下的要义就是“一个简单的数学原则”，即少数服从多数。革命时期的美国精英虽然大多并不赞同民主政体，甚至反对“民主”这个概念，但是他们的斗争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仍具有高度的民主性。在革命中动员起来的北美人民要求并得到了诸多民主权利。但是民主的进展使得多数政治精英心怀忧惧。华盛顿、汉密尔顿等联邦主义者固然不喜欢民主，即便是具有民主倾向者如杰斐逊、麦迪逊和梅森等开国元老，也对民主的潮流有所担忧。麦迪逊担心“纯粹的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