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健吾笔下“漂泊者”的内在价值.docV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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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李健吾笔下“漂泊者”的内在价值.doc

论李健吾笔下“漂泊者”的内在价值   摘 要:李健吾的前半生几乎都处在“四处飘零”的状态,曾经多次用“漂泊者”“游子”“浪子”等自喻。作者也总是将这种形象带入自己的作品中,其中剧作《这不过是春天》中的冯允平、厅长太太,《青春》中的田喜儿最能表现这种“漂泊者”的形象,本文旨在研究李健吾剧作中这种“漂泊者”的作者自身潜意识影射、其象征意义及时代性。   关键词:李健吾 漂泊者 内在价值    李健吾(1906―1982)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在戏剧创作上,李健吾的代表作品有《这不过是春天》《青春》《以身作则》等近十部作品,并且相继出版了《咀华集》《咀华二集》《戏剧新天》等优秀评论集。新中国成立后,他又先后翻译了巴尔扎克、雨果的《司汤达研究》《宝剑》等作品,是集作家、文学评论家、戏剧家和翻译家于一身的文学大师,同时也是一位为东西方架设文化交流桥梁的和平使者。    与同时代大多数的作家相比,李健吾有着与众不同的身世,七岁那年就因为父亲投身辛亥革命的缘故离开了自己的家乡,随母漂泊异乡在北京读书,后又与老师朱自清赴法国巴黎留学,回国后在上海国立暨南大学任教。这种“四处飘零”的经历铸造了李健吾精神生活的深层品格,作为这种品格的投影,在他的许多作品中都影射着一个“漂泊者”的意象。    一、作者潜在意识的折射    李健吾的漂泊感与早期的人生经历有关。他在散文《梦里家乡》中说:“忽然一天,父亲――我很少见到他,他干什么我也不知道――把我和妈、姐姐,全接到一个大城――就是运城――里,住在一个有兵把着大门的衙门里。我神气得什么也似的,一下子变成了‘少爷’。”①李健吾的父亲忽而由秀才成为将军,忽然由将军变成囚徒,又忽然从囚徒成为将军,父亲的命运沉浮也决定着幼年时期的李健吾,他由乡下的野孩子忽然变成城市的“少爷”,忽然又从“少爷”变成贫民窟的穷孩子。与此同时,李健吾在少年时期就经历了父亲、母亲和姐姐分别离他而去的悲痛苦难,这种非常态的早期人生经历铸造了李健吾内心发展的心性。童年飘零的感觉、失去亲人的体验、对于世事无常的认知,再加上心灵上的流动不安,所有这一切构成了作家漂泊感的原始基因。这种幼年时期的遭遇往往成为了作者作品的底色。    在李健吾的文学创作中,这种“漂泊感”总是有意识地出现。直到耄耋之年,他仍在散文中写道:“像一根线似的,童年一直活在我心中,活在我的‘话剧’里,可是家乡谁知道?多怪的梦!这就是漂泊者的梦!当初为什么漂泊也不知道,家乡还一直活在我的梦里!”①在话剧《青春》中,香草和香菊的就是作者现实生活中死去的两个姐姐的名字。足以可见,作者少年时期的漂泊感一直影响着他的一生。“漂泊”就像一根红线,贯穿着李健吾整个的创作过程,而“家”或者“故乡”则成了寻找这个动态过程的终点。在《这不过是春天》中,冯允平回到了北平,而北平正是作者从小长大的地方,而且还曾将北平说成是他的第二故乡。而剧作《青春》中的“故乡”则具有地理和心理的双重意义,田喜儿内在的活力和自然的外在得到完美的结合,营造出了特有的温馨气息,在戏末尾田寡妇的“有话家里说,咝咝!回家去!”也表现了特殊的寓意,是作者“回家”这种归属感的具体体现,田喜儿和香草都成为了找到家的漂泊者。    二、“漂泊者”的象征意义   李健吾曾提到:“我初到巴黎的时候,为自己挑选的研究对象,一个是象征主义诗歌,那时在中国正在风行。”由此可见他对象征主义偏爱,与此同时,这种象征主义的熟练运用,对李健吾在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观念的形成和价值尺度的建立上,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导向作用。   作者善于探触人物的灵魂,着力揭示最能表露他们心灵隐秘和性格的内心冲突,并运用他感兴趣的象征主义的表现手法,来使人物深隐的复杂心理具象化。在作品《青春》中,田喜儿“一天到晚轻忽忽的,两脚不着地,一个劲儿地游魂”式的人物,他的漂泊不是来自于内心的空虚,相反,他从未失去过自我,明确知道自己的目标,他对自己心爱的香草说:“好香草,香草妹妹!跟我走!跟我到省城去!到京城去!就你跟我,多好哇!”“明里不成暗里来,我要不了你去,我拐了你去。”他是一位找到家的漂泊者,作者通过幽默风趣的语言不仅刻画出了田喜儿、香草、田寡妇等活灵活现的人物,而且表达了作者的美好愿望。在这部剧作中,李健吾总是喜欢从田喜儿的口中说出“赶明儿”,这是一种难以抑制的力量,象征着对未来的无限憧憬,以及无限创造的可能性。   剧作中的“漂泊者”,不仅是作者自身潜意识里的影射,更是通过象征性的“漂泊感”构成了一个象征世界。而作者在创作中,又将“漂泊者”分为了两类,一类是灵魂的漂泊,一类则是肉体的漂泊。灵魂漂泊的代表者则是《这不过是春天》中的厅长太太,厅长太太从来没有离开过北平,在一个浮华世界当了十年的贵妇,娇生惯养、任性虚荣的生活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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