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乡村教育，从校长开始.docVIP

重建乡村教育，从校长开始 周末，留守的乡村儿童站在自家房顶上，打量着外来访客。摄影/袁建胜 　　毕节4名留守儿童自杀事件过去一个月时间，当地不再传出相关消息，所幸，年幼生命消逝引发的社会思考没有停止。留守的社会现实尚难改变，如果照看孩子们的老人无法给予他们慰藉，那么，还有谁能够为他们提供精神港湾？ 　　6月22日，一场名为“乡村教育发展的原动力在哪里？”的论坛在北京师范大学辅仁校区举行。著名人文学者钱理群和数位教育界专家，与40位来自贵州偏远地区山村中小学的校长一起探讨如何让乡村教育重拾原动力。 　　钱理群21岁大学毕业到贵州安顺任教，直到39岁考取北大研究生离开，钱理群说他把最美好的年华，都献给了贵州，离开之后，也一直关注贵州教育的发展。这位年长的学者没有掩饰对当下教育状况的不满――“我已经拒绝谈教育了”，但这一次却兴致勃勃，他说，他是“奔着一线的贵州老师们来的”。 　　教育关乎人心，在家庭教育严重缺失的乡村，教育更关乎一代人的成长甚至社会的稳定。乡村教育该如何重建？论坛当天，一项名为“脚里学院”的公益项目启动，项目试图通过对乡村学校校长进行全面培训，提升校长的修养和素质，正如项目理念所言：“一个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 　　把重建乡村教育的重任放到校长单薄的肩膀上，你可以认为是一种理想主义，但也是一种务实的路径选择。 　　乡村校长的现实世界 　　如果问贵州省威宁县羊街二中校长吉学勤：你从事乡村教育的原动力是什么？他会告诉你一个具有魔幻意味的真实故事。 　　多年以前，吉学勤外出办事，回家时天色已晚，独自一人走在漆黑寂静的山间小路上，远处隐约闪烁着灯光。突然，路边窜出一个人，手里一把明晃晃的砍刀――抢劫！ 　　吉学勤懵了，他从未遇到过这样的事，也不知道该如何应对，只是瞪大眼睛，对着面前这个影子。逆转来得太快，两人的对峙瞬间结束，劫匪失声叫了出来：吉老师！然后转头就跑。吉学勤立即认出，他是之前自己教过的学生。有惊无险，但吉学勤五味杂陈。 　　比起吉学勤，范光留对校长的记忆则充满温情，现在，他自己也是一名中学校长。学生时代，老校长摸过他两次头。 　　第一次是一个夏天的夜晚，范光留撺掇另一个同学，晚上偷偷在校园一角冲冷水澡，正冲得畅快，一回头看见老校长手里拿着高压锅盖上的橡胶软圈，盯着他。范光留当时吓得心都凉透了，他知道老校长平素威严，生气了会打人，谁知道这一次老校长没有批评，而是使劲摸了一下他的头说：去，赶紧擦干，睡觉！ 　　另一次是范光留母亲去世，那时候他还在读初三，请假出殡，回来就看到老校长在等他。“当时他摸着我的头，有3分钟，但是一句话都没有说。”范光留一直记得这两个细节，老校长却忘了，每次提起，老校长总是摆摆手说，这些哪里记得住。 　　“70后”范光留现在是驻地在威宁县的毕节市第三实验中学校长，小时候在村小学读一年级。一次，一户村民家着火，房子烧了个干净，为了不让这家村民挨饿受冻，村支书决定占用校舍，范光留就没书读了。幸好舅舅坚持，接他到自己村里继续上学，他得以继续学业。 　　范光留讲的这个故事，像是一个比喻，是贵州乡村教育恶性循环的缩影――因为条件和基础都差，在经济发展、突发事件等各类情况之中，教育首先要做出牺牲，30年前如此，现在仍然没能完全跳出这个循环。 　　贵州师范大学教授、原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顾久，10多年前曾任毕节地区（2011年设市）行署副专员，当年推行“两免一补”政策（免教科书费、免杂费、补助寄宿生生活费政策），入学率大幅度提高。该地区缺少校舍，很多适龄儿童无法按时入学，地区政府决定利用有限的资源扩大校舍规模，教育局的领导拒绝放低建筑安全标准，地区政府却别无选择，只能强令教育局快速推进覆盖，以后再陆续加固。 　　顾久感慨说：万一发生地震，我们将成为历史的罪人。顾久有一位来自山村的学生曾经说过一句话，让他印象深刻：我们都是天养大的孩子。 　　贵州省威宁县东山学校校长张海明，介绍了目前贵州偏远山区的基础教育存在的问题，首先是家庭教育的缺失。当地留守儿童（含单亲、单孤、双孤情况）众多，缺少家长的陪伴和教育情况比较普遍，即使在家的父母，也对孩子的教育关心不够，其根本原因是父母本身也没怎么受过教育。 　　“我们学校是9年一贯制学校，学生2211人，老师106人，服务半径6公里，涉及5个村，家长受教育年限平均只有3年，也有不少是文盲，这是历史遗留问题，改变是比较慢的。”因为山路难走，东山学校的很多学生入学较晚，七、八、九年级的学生不少到了16周岁，家长出外打工，有时候也愿意带上孩子，多挣一份钱，回来建好房子，面子有光。 2013年的贵州省威宁县木槽小学，只有两个班，因为地震造成教室损伤，学生改在板房里上课。摄影/袁建胜 　　老师的无力感 　　贵州山区一些学校墙上贴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