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燕 漫游、抵达，然后写作.docVIP

陈丹燕 漫游、抵达，然后写作 　　有人问我，故乡是什么？我的回答是，一间正在煮汤的、温暖的、水汽湿润的厨房，木头桌上放着切到一半的青菜。 　　然后我意识到，这是我童年时代所见。或者是在一个有阳光的墙角里，有人在用钩针织一顶毛线帽子，古老的西瓜皮式样―这也是我童年时代所见。 　　与之相关的，都是我姑妈。她穿蓝色大褂衣服，梳发髻，身上有厨房煮食物的气味，她是将我从小带大的人，我家最暖和的地方总是厨房。 　　一个人童年时代的回忆，也许就是城市人的故乡所在。 　　平乐的油灯 　　我在平乐找到了姑妈小时候出生并长大的房子，看到她学会做饭并照顾家人的厨房，还在原来的地方。厨房里正煮着什么，墙上留着柴火熏黑的痕迹。 　　我和孩子一起站在厨房里。我和她都是姑妈带大的，所以我们都在她的睡前故事里熟悉了这间厨房。在那里，我好像能感受到她的存在，她是个少女，吃素，信佛，照顾家里的大大小小，做瘦肉汤给他们滋补，自己从不尝一口。 　　出门去，过马路，就是她下河洗衣服的码头。沿街走几分钟，是一间叫泰和的杂货铺，一百三十年历史了。当年我的爷爷是那家店的掮客，他从杂货店二楼摔下来，昏迷了三天，后来醒来了。这个故事也是我从姑妈那里听来的。 　　在泰和铺里我看到古老的粗瓷碗，造型优美，还有砂锅，以及美国壳牌石油进入南方的时候流传下来的玻璃油灯，这样子的小煤油灯曾经出现在壳牌石油上世纪八十年代重回中国大陆时制作的纪念品照片上。我爸爸曾在这样的油灯下读书，姑妈曾在那里做针线，她的女红又平整又细密。我看到粗陶做的米缸，腌泡菜的坛子，捣蒜用的厚陶碗和松木削出来的捣棒，童年时代厨房的味道渐渐浮现在意识里，大蒜和红辣椒以及粗盐，放在一起切碎捣烂，然后拌入碎猪肉蒸成肉饼。我就是吃这些食物长大的。 　　在平乐大街上我们看到了从小熟悉的情形：晒橘子皮。姑妈总收集起我们吃过的橘子皮放在阳台上晒干，然后烧菜的时候放进去。或者泡水，当茶喝，特别是吃多了以后。广西那陌生又熟悉的边远之地，橘子皮就在阳光下晒着，好像她还生活在这里。 　　在自己未曾生活过的地方，能找到如此熟悉到已经忘记的食物和情形，我想这也是故乡。如今姑妈已经过了百年冥寿，按照中国人传统的说法，她已远远离开这一世所有与她关联的人与事，到自己的新生活中去了。我冬至后去墓上看望她，盼望她已经找到一份好人家，遇到爱她的人，盼望她这一世能过上幸福的生活。在冬天里我带去的都是颜色娇嫩的花，浅绿色的雏菊和粉红色的康乃馨，好像给孩子房间里放的花。我盼望姑妈这一世能得到无限的宠爱，有机会去看美好的大千世界，享受生活和生命，不会只在一间厨房里为三代亲人煮一辈子热汤。 　　离开时，我们在泰和行买了两盏玻璃手工做的小油灯，一盏太阳带回去，要放在旧金山家里。一盏我带回家，要放在自己书桌上。我丈夫管这盏油灯叫“平乐灯”，它的意义似乎抽象成了一种天长地久的珍贵祝福，来自我们血缘里的根。然后我们在茶江岸边的一座小土地庙，给小小的、在南国阳光下微笑着的泥塑土地公公土地婆婆上香行大礼，以此告别这片受他们护佑的土地，和在这片土地上生活过的亲人们。如今亲人们都已故去，唯有它们长长久久地留在原处，永远都会等我们回去。 　　魔都的霓虹灯 　　我与父母来到上海时只有四岁，开始认识很少几个字。夜晚走出火车站时，我看到候车室平坦的屋顶上，红色的细条霓虹灯管勾勒出来了“上海”二字。我点给父母看，那两个字就叫“上海”。记得父母很赞许。 　　我们从火车站回到在上海的新家，那是一条安静的小街道，在法租界时代，叫赵主教路。经过一些斑驳的树影，在一座教堂斜对面的院落前，父亲说，我们到家了。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上海，是上海有史以来最禁锢和寂静的时期，但纵使是这样，它却在头一个我遇见它的晚上，向我展现了这座城市最本质的面貌：霓虹灯，虽然它变得安静了；街道两边由于纬度的不同已渐渐变种了的法国梧桐树；还有那座寂静无声的、大门紧闭的小教堂，虽然要过许多年后我才知道，它是一座华人开设的基督教堂，里面住过一位传说中的赵主教。小教堂里曾安放过一个著名的革命者的骨灰―冼星海。 　　我这个北方小孩，就这样在被人称为魔都的城市里住下，在这里长大成人。当我二十年前开始写作这个街区的故事时，才开始渐渐理解这些伴随我长大的城市街景：它曾经对现代化、工业化、西化狂热的追逐，它对新世界绝无反顾的向往。我早已对它这旧通商口岸城市的面貌习以为常，但却是在写作的过程中，才渐渐体会到如此的容颜，对这座处在中国广袤大陆的边缘的港口城市，意味着怎样的命运。它这混血儿的命运，决定了这座城市里的人生，不得不上演各种稀奇和难得的故事。这个魔都，对一个写城市故事的作家来说，实在是再好不过的工作场所：我每天都目睹着故事的上演，发生或者高潮。 　　二十年前，我开始写作这个城市的故事的时候，就选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