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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转型乡土社会的司法策略 ——以重庆市L村为例 吴纪树 内容摘要：当代中国乡村在社会变迁的洗礼下，乡村秩序的基础开始动摇，不断出现纠纷诉诸法律的情况，而传统的纠纷解决方式并没有彻底消失，由此形成了转型乡土社会的纠纷形态与解决机制。本以为可以占据主导地位的法律诉讼却遭遇了被“冷落”的需要在法律内外实现策略的调整，一方面包容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存在，另一方面进行乡村司法策略的尝试。为了实现乡土社会的法治建设，国家必须以新的姿态面向当代乡村。关于纠纷解决的解释，学者赵旭东在总结学界对此问题的研究之后给出了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他指出，“纠纷解决就是纠纷主体自身或者在第三者参与下通过一定的方法或者手段在一定意义上化解矛盾或者消除纷争的情形。”这样的理解不仅看到了纠纷解决的目的，也注意到了纠纷解决的过程和结果，笔者赞同这样的看法。现实纠纷的解决过程通常包含的三个明显的阶段：不满或者前冲突阶段、冲突阶段及纠纷阶段。前冲突阶段是个体或者组织感到自己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并对此进行抱怨或者思考，它可能导致冲突（第二阶段）的发生，也可能弱化冲突。很明显，此情境若是没能得到化解，那么冲突就来了。冲突阶段的受害者会将对抗的矛头指向冒犯者，并表达自己的愤懑感与不公正感，注意冲突只涉及两方主体，因此是双向的。同样的，冲突得不到消除的后果就是纠纷阶段的到来，在此阶段，冲突被公开化，第三方开始参与进来。纠纷解决的法律途径使双向的冲突向三方的纠纷转变，当争端正式进入司法场域之后，纠纷解决将不同于其他的解决方式，它没有协调或让步，它是终极性的。关于纠纷解决的方法，每个社会都存在着多样的形式。从人类学研究的角度来看，人们通过忍让、回避、暴力、羞辱、仪式（如赛歌），甚至借助超自然力量（巫术、宗教）等实现纠纷解决；从法学研究的角度来看，则是提倡诉讼与非诉讼（替代性）相结合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究其实质，无论是在哪个学科视野下，多样的纠纷解决方式并存是不争的事实。因而在研究转型时期乡土中国的纠纷解决问题之时，同样要坚持多样化纠纷处理的理念，而事实上，乡土社会也的的确确地展示了一幅多样纠纷解决的生活图景。 本文调查的地点是坐落在重庆市东北部的一个村落——L村。这里与湖北西部临界，山地地形是这一地带的典型地貌特征，因此，可供农民耕作的土地非常少，笔者所调查的村落人均耕地面积仅有1.14亩。由于这里地处高山，是重庆市某区海拔最高的行政乡所在地。因此，由于交通不便、出行困难，村民们又大多以农业耕种为主，因而只有少量青壮年外出务工，整体经济发展十分缓慢。但2002年之后，这里的情况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该地区位于三峡库区腹地中心地带，生态区位十分显要，随着“三峡工程”的实施，该地区为了保持长江流域良好的生态环境实施了“退耕还林工程”。退耕还林并非强制性的，退多退少、退此退彼原则上基于村民的自主意愿。于是，那些没有耕地的农民开始离开乡土走向城市，成为中国式大迁移中的农民工一员。但后来村民们渐渐发现，那些出门务工的家庭很快富裕了起来，其收入远远高于在家种地，于是纷纷响应退耕还林的政策。截止2012年年底，该村退耕还林的耕地约占总耕地面积的3/4，仅有少量的耕地由留守在村里的老人或者不愿外出务工的村民耕种。加之近年来交通条件的改善，从村子出发到最近的城区只需要1个多小时的车程，村庄与城市的交往越来越频繁。现在的L村面貌已经焕然一新，据调查，2000年以前，这里的房屋结构以单层泥瓦房为主（少量水泥砖房），而现在这里几乎都修盖了两层、三层的红砖房，有的家庭室内装修水平不亚于城市，还有相当一部分比较富足的村民在城里买房居住。 二、转型乡土社会的纠纷与纠纷解决 （一）转型乡土社会的纠纷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调查时间之所以是2002年至2012年，是因为这十年是刚好是该村实施“退耕还林工程”的十年，村子发生大转型的催化剂莫过于退耕还林，农民失去土地，不得不外出务工，而外出务工的巨大经济利益使得原本从事农业生产的村民也看到了致富的更好途径，于是也都纷纷走出村子。因此，调查这个时间维度之内的纠纷状况具有转型时期乡土社会的代表性，起码在L村这个理据是站得住脚的。此外，还需要说明的是，L村十年间没有发生过村民之间的纠纷严重到刑事层面的，故表中展示的全部是民事纠纷与行政纠纷。 表1 L村的纠纷类型（2002年—2012年） 纠纷类型 纠纷人数（单位：人） 所占比例（单位：%） 婚姻家庭纠纷（包含继承、抚养、赡养） 211 32.5% 宅基地纠纷 89 13.7% 债权债务纠纷 38 5.8% 邻里纠纷 121 18.6% 其它（退耕还林、土地承包、计划生育等） 191 29.3% （备注：2002—2012年L村村民遭遇纠纷累计650人次，约占总人数的19.8%） 从表1的数据来看，遭遇过纠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