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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城里的公务员 　　“县集而郡，郡集而天下。郡县治，天下无不治。”这是历史学家司马迁在 《史记》 中对基层政权重要性的经典论述。我们选取了中部一个县城，以3个公务员的日常生活作为切入点，感受当下基层干部的生活和困惑 　　在国家规定的加工资大限之日，吴敏行的工资终于加到位。他坐在椅子上，低头掰着手指计算。几秒钟后，他猛地连拍三下桌子，嚷嚷道：“加到手的还不到一百块钱。” 　　扣除养老保险，职业年金缴费后，在这次全国基层公务员收入调整中，他涨了92元工资。离全国“平均每人加300元”的水平还有点差距。 　　他是中部省份吴县（化名）机关的一名科级干部。吴县有近50万人口，矿产资源丰富，在进入县城的街道两边，最常见的一句标语是“打造工业产值一百亿”。吴敏行觉得这次工资加得有点少。在同学聚会时，他不停抱怨，“加这么点，一张红头都不够，无非多给孩子买几片尿片。” 　　这次同学聚会的餐厅背山面湖，离县城二十公里左右。两年前，这家餐厅开业，它代替了县城里规模宏大的酒店，成了“高端”人士喜欢聚餐的地方之一。他们喜欢的并不只是湖光山色，还有是隐秘氛围。这里基本只设包间，而消费水平并不比县城的大酒店低――一般人均一百元，如果想吃点野味，人均消费至少翻3倍。餐厅外表装修看起来极其简朴，与餐费极不相符。在这一带，类似这样的餐厅有6家。 　　吴敏行的感慨引起另一名公务员同学余立的共鸣。余立也是一名科级干部，半年前，刚刚从县机关调到一个乡镇做领导。“我就比你多了10块钱。”吴敏行还没说完，余立就接过话，“可以多买一片（尿片）。” 　　就在他们抱怨之时，一名在县城银行（国有四大行之一）上班的同学，则在一个以美食著称的城市旅游，还在朋友圈里不停地晒着各种照片。 　　吴敏行向往这样的生活，在餐桌上计划着也来这样一场说走就走的旅游。但坐在一旁的妻子提醒他，银行卡上的余额不足6位数的时候，他低下头，继续默默吃饭。 　　大学生村官的抱负 　　1986年，吴敏行出生在吴县一个相对偏远的农村。他对公务员的最初印象来自读中学时的记忆，那时，他每个星期都要往返于学校和家，乡政府大楼就在必经之路边上。每次走过，见到大楼里面的人走出来，外面的人总会给他们点头、发烟、问好。 　　他觉得这应该是一份体面的工作。在他的家乡，多数人的理想就是走出横在县城与村落之间的近一千米高的大山。“那时候，大人对孩子有没有出息的定义，就是看能不能到山那边找份工作。” 　　从省内的一所大学毕业后，吴敏行报名参加了国家公务员考试，结果落选。他只得选择曲线救国――到吴县的隔壁县做了一名大学生村官。这是十七大以后中央推出的一项政策，意在培养一批新农村建设人才。这项政策明确规定只要做满3年大学生村官，在考试成绩相同的情况下可以优先录取为公务员。 　　在第七届全国大学生村官论坛上发布的《2013年中国大学生村官发展报告》指出，截至2012年底，全国有6.7万名大学生村官进入村两委班子。 　　尽管走出了那座大山，但从农村又回到农村，吴敏行多少有些失落。临行前，他的女朋友鼓励他，踏实工作，等毕业了就过去陪他。 　　尽管吴敏行此时还不算真正的官员，但在与农民接触的过程中，总能感觉到他们对官员的某种情绪抵触。基层工作不好做，这是乡领导总在他面前念叨的一句话。 　　他的一项日常工作是协助镇政府做好辖区村民购买农村合作医疗。2002年10月，国家明确提出各级政府要积极引导农民建立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以农民自愿参加为前提。尽管当时每个户口只需缴费20块钱，但几乎没人愿意参保。在当地人的意识里，身体没痛没痒交这个钱不划算。“经常是在村里口干舌燥说半天，也说不动一个人买，他们总认为我们就是去骗钱的。”吴敏行说，可一旦真有大病，他们又回过头来找镇政府或者吴敏行，责怪他当初没有跟他们把政策说清楚。 　　在吴敏行看来，村民们的权利意识觉醒了，但责任意识还完全没有。后者跟不上前者是基层工作不好做的主要原因。 　　此时的余立已通过国家公务员考试，进入吴县某乡镇做了一名普通科员。吴敏行跟在大城市打工的同学聊天时，同学总劝他到外面闯闯。他的大学专业是会计，到一线大城市找个万元月薪的工作并不难，但现在，就算是此次加过工资之后，他的月薪也不过近2900元。 　　做村官时，吴敏行一个月的工资2700元左右，这仅够在北京二环内租一间十平米左右的房间。他找工作并不是冲着高工资，更多是想获得一种社会认同感。“我总觉得在外面有一种飘泊感，读书的时候就很强烈。对我来说，稳定是最重要的，相对来讲，公务员就是最好的工作。”吴敏行说，除了稳定之外，还可以快速获得社会尊重。这种诱惑力，是大城市里的高工资给不了的。 　　对于农村基层工作不好做，王信或许更有发言权。吴敏行3岁时，王信就进入公务员系统。9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