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新马的影响.docVIP

鲁 迅 在 新 马 的 影 响 鲁迅是对马华文艺影响最大、最深、最广的 中国现代文学家。 —— 章翰 《鲁迅对马华文艺的影响》 新马的新文学的源起，是与中国的新文学运动密切相关的。方修先生认为马华新文学就是接受中国五四文化运动影响，在马来亚（包括新加坡、婆罗洲）地区出现的，以马来亚地区为主体，具有新思想、新精神的华文白话文学；它渊源于中国文学，且属于同一语文系统，但在其发展过程中，又渐渐地独立于中国文学之外，自成一个系统。鲁迅，作为中国新文学的先驱和中国现代小说的开创者，其创作手法和思想高度，均对中国新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时至今日，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仍可以“世纪冠军”冕之而少有异议。鲁迅并没有来过新马，但他对新马文坛的影响却巨大而持久，用章翰先生的话来说：“鲁迅先生是对马华文艺影响最大、最深、最广的中国现代作家。”与其影响相对应，新马文艺工作者对鲁迅的研究亦起步很早、用力最勤、影响最大和成果最丰。本文将按年代顺次梳理新马文艺工作者对鲁迅的著作和思想的理解及接受的大略轨迹，并概述他们在鲁迅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一、 二十年代 发表于1918年5月《新青年》第4卷第5号上的《狂人日记》是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开篇之作。它以悲怆的格调和写意的笔墨，抨击了全部旧历史和整个旧社会的吃人本质，概括和寄托了中华民族的血泪和希望。 鲁迅的所谓“寂寞的悲哀”是久而有之，但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所以，他“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既不是“主将”，他似乎也不在“前驱”之列；到1926年编选《彷徨》之时，因先前的主将们“有的高升，有的退隐”，影响到他——两间之余卒——就有“成了游勇，布不成阵的感觉”，只得“荷戟”独自“向黑暗里彷徨于无地”。心境灰冷若是，《彷徨》忝列“乌合丛书”，自在情理之中。 “三·一八”惨案之后，鲁迅由津浦路乘车南下上海，再改水路到厦门，彷徨之中，分明还有一些的凄怆和仓惶。然而，厦门大学亦非久留之地，不到半年，1927年1月，他假道香港，“抱着梦幻”抵广州，但好景不长，国民党的“四·一二”大屠杀让他经验到“从来没有经验过的”恐怖，“被血吓得目瞪口呆”，鲁迅借避于上海，颇有退隐书斋，埋首著述之意，其时已是1927年的10月。可是，在上海，等待他的依然是“苦境”；仅三个月后，他就成了创造社和太阳社左翼文人集体讨伐的“封建余孽”和“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蒂）”。 在中国国内，二十年代的鲁迅虽以《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白话小说的创作无可争议地“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甚至让文学革命的主帅陈独秀都“实在五体投地的佩服”，但其生活劳顿奔波，其创作思想和成就亦惹非议，他的境遇，用“颇多坎坷”来表述，应不为过。那么，在新马，鲁迅又是怎样一种情形呢？ 总的来说，在二十年代的马华文坛，鲁迅是寂寞的。 1926年4月的《星光》周刊的第46期上，有由南奎执笔所写的《本刊今后的态度》一文，其中有这样的文字： 我们深愿尽我们力之所能地扫除黑暗，创造光明。我们还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决不是登高一呼，万山响应的英雄，只不过在这赤道上的星光下，不甘寂寞，不愿寂寞，忍不住的呐喊几声“光明！光明！”倘若这微弱的呼声，不幸而惊醒了沉睡的人们的好梦，我们只要求他们不要唾骂，不要驱逐我们，沉睡者自沉睡，呐喊者自呐喊，各行所是。那就是我们唯一的祈求。……这样黯淡的星光，这样微弱的呼声，思想是这般的幼稚，文字是这般的粗率，竟能得到社会的如许的同情，我们那得不努力，那得不兴奋，那得不振作，那得不使这暗淡的光，照澈这阴霾的宇宙，那得不使这微弱的呼声，惊醒酣睡的人群？ 显然，最早发表在1923年8月21日的《晨报·文学旬刊》上的鲁迅的《〈呐喊〉自序》，已最迟在1926年4月传到了新马，引起了新马作家的注意，并影响了他们的思想和创作，因为上段引文中的“呐喊”、“酣睡”，还有这“人群”，都令人不禁想及鲁迅的《〈呐喊〉自序》，而且，这文字里，这情绪中，也分明藏有鲁迅的影子。根据手头搜集的资料，我推断这是鲁迅与新马新文学的首次的“影的接触”，其时是1926年4月。 方修的《马华新文学史稿》中论及了不少中国作家，但“鲁迅”二字出现时，已是上卷的第311页，马华新文学也已经走到了1930年的3月： ……这是一位署名“陵”的作者提出的。他写了一篇《文艺的方向》，说道： “……我觉得十余年来，中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