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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丽英：当代反腐“女包公” 　　刘丽英，1932年生，山东省东平人。1983年、1987年、1992年先后当选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委。1997年9月当选为中纪委副书记、常委。2002年11月退休。 　　被定义成了“女包公” 　　作为一位奋战在纪检监察战线长达24年的“老纪检”，刘丽英一贯以查办“硬骨头”案件著称。她负责查办的慕绥新、马向东、李真、丛福奎和马德等特大腐败案件的风云故事，至今仍被人们津津乐道。 　　刘丽英，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沈阳市组织部干部处组长、沈阳市公安局副局长、中纪委委员。1997年党的十五大时，刘丽英已经65岁了，她曾坦陈自己“已经准备退下来”，结果仍当选为中纪委常委，而且，她还被选为中纪委副书记 　　2002年1 1月，刘丽英从中纪委副书记岗位上退下来之后，对自己的作息时间仍然安排得紧凑，对自己的要求依然严格。 　　过去，她每天都是6点50分就上班，晚上六七点才下班，真是忙个不停。退休后，她给自己制定的一张《作息时间表》，上面写着每天工作、阅读书报、写字和散步的时间，还在“备注”一栏中特别注明：严格遵守时间。雷打不动，风雨不误。 　　她，就是这样一位女性，为党的事业不懈奋斗了大半生，从来没有怨言。但她拒绝一切钢铁般坚硬的称呼，比如“女包公”、“铁娘子”。在黑龙江办案的时候，刘丽英曾对采访她的记者说，她并不喜欢“女包公”这个称呼。但跟刘丽英一道办过案件，曾任黑龙江省监察厅副厅长的刘殿学思索良久，在长途电话里告诉记者：“用女强人来形容倒未必妥当，黑龙江人都称她为‘女包公’。” 　　1985年，刘丽英率领工作组进驻山西运城，查办了一批违法乱纪案件后，运城人便开始叫她“女包公”。但工作组刚去时，有人在气愤与失望之下，写下了一副对联：上联――“党法国法两法有法不依贪赃枉法”；下联――“贪官赃官狗官官官相护狼狈为奸”，横批是“和尚打伞”。 　　在运城前后办案时间长达8个月的刘丽英，也和了一副对联：上联――“党法国法两法有法必依奉公守法；下联――清官民官好官群众监督秉公办案”，横批则是“执法如山”。 　　这，既是她对当地执纪执法部门的殷切期望，也是给自己和其他办案人员共勉。 　　刘丽英已成为一个“传说” 　　刘丽英真正被媒体广泛关注，是1995年查办邓斌案。邓斌非法集资达32亿元，这个老太太当时并不那么容易就范。 　　中央纪委研究室理论处处长修晓波回忆说，刘丽英因此决定亲自提审邓斌，几个回合过后，邓斌开口。 　　“邓斌说，‘你是中纪委的……你是刘丽英？’这时刘丽英笑了。接下来，邓斌说，‘如果你早一点来审我，我也不会这么久拖着不说’。” 　　邓斌案的背景之深，即使邓斌本人也不知道最终会查到什么地步。邓斌的交代，首先牵扯出北京市厅级干部李敏；随后李敏供出首都钢铁公司副总经理周北方；然后是陈希同的秘书陈建；接着是原北京市某机关副处长，后下海经商的胡某；最后追查到王宝森与陈希同。一条线索层层深入，挖到第七层，终于将陈希同送上审判台。 　　国内外多数媒体评价说，陈希同的被审判，证明中国反腐败力度空前加强。同样，更多媒体注意到，这一过程中间刘丽英“敢碰硬”，以及坚忍不拔的努力。 但此后的刘丽英却更加低调。“不接受采访，不参加庆典，不参加吃请”成为她最著名的原则。中纪委办公楼大厅里，有两个照片宣传栏，几十张图片，即使在合影里也找不着刘丽英的形象。 　　记者向刘丽英的秘书提出采访要求，秘书回绝的理由是：“刘书记从来都没有接受过采访。”当记者提醒说，刘丽英曾接受过黑龙江《明鉴》杂志采访时，这位从容、精干的女同志有点急了，她说，“他们是在工作中有所接触，不是采访”。 　　《明鉴》杂志的报道里，刘丽英则澄清，“我不是传说的刘伯承女儿”。 　　有学者统计发现：上世纪90年代，中国共查处省部级腐败高官近百人，而后三年（1998-2000）即超过一半。2001年对省部级腐败官员的查处力度仍保持着较高水平。曾收集并研究中国共产党所有反腐败文件的任建明，对中国反腐败制度安排的描述是：“纪检系统起领导作用，司法系统是协同作用。这是执政党领导地位的体现。” 　　在这种制度架构里，中纪委的作用至关重要。而作为中纪委副书记的刘丽英，被认为是反腐败斗争的一员干将。有趣的是，刘丽英与纪检系统办案人员的极度低调所形成的信息空白，与高官落马人数增多构成了一种对应，这层现实也颇具中国特色。结果是，但凡腐败的大案要案，多数人甚至媒体报道都会惯性地想到是“刘丽英办的案”，虽然事实上并不是所有案件都是刘丽英一个人查办。从某种层面看，刘丽英已成为一个“传说”。面对压力毫不退缩 　　1999年始发的沈阳“慕马”案震惊全国，刘丽英也因此再显锋芒。 　　1999年6月，一份关于沈阳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马向东等人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