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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作为一种嗜好 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就得出了思考分三种等级的结论。后来思考成了嗜好，我进而得出了一个更加离奇的结论，那就是：我自己根本不会思考。第一个把思考这个问题带到我面前的是我文法学校的校长，当然这样的方式，这样的结果是他始料不及的。他的办公室里有一些小雕像，就在他书桌后面一个高高的橱柜上面。其中一位女士除了一条浴巾外一丝不挂。她好象被永远地冻结在对浴巾再往下滑的恐惧中了。而不幸的是她没有手臂，所以无法把浴巾拉上来。在她的身边蜷伏着一头美洲豹，好象随时都会往下跳到档案橱柜最上层的抽屉上去，我懵懵懂懂地把那个抽屉上标着的A-AH理解成为猎物临死前绝望的哀鸣/惨叫。在豹子的另一边端坐着一个健硕的裸体男子，他手肘支在膝头，手握拳托着腮帮子，全然一副痛苦不堪的样子。过了一些时候，我对这些雕像有了一些了解,才知道把它们放在正对着犯错的孩子的位置是因为对校长来说这些雕像象征着整个生命。那位裸体的女士是米洛斯的维纳丝。她象征着爱。她不是在为浴巾担心，而是忙着显示美丽。美洲豹象征着自然，它在那里显得很自然而已。那位健硕的裸体男子并不痛苦，他是洛丁的思索者，一个纯粹思索的象征。要买到表达生活在你心中的意义的小石膏像是很容易的事情。我想我得解释一下，我是校长办公室的常客，为我最近做过或者没做的事情。用现在的话来说我是不堪教化的。其实应该说，我是顽劣不羁，头脑迷糊的。大人们从来不讲道理。每次在校长桌前接受处罚，那些雕像在他上方白晃晃地耀眼时，我就会垂下头，在身后紧扣双手，两只鞋不停地蹭来蹭去。校长透过亮晶晶的眼镜片眼神暗淡地看着我： “我们该拿你怎么办呢？”哦，他们要拿我怎么办呢？我盯着旧地毯更狠命地蹂躏我的鞋。“抬起头来，孩子！你就不能抬起头来吗？”然后我就会抬起头来看橱柜，看着裸体女士被冻结在恐惧中，健硕的男子无限忧郁地凝视着猎豹的后腿。我跟校长没什么好说的。他的镜片反光，所以我看不到镜片后面有什么人性的东西，所以没有交流的可能。“你从来都不动脑筋思考的吗？”不，我不思考，刚才没思考，也不会思考——我只是在痛苦地等待接见结束。“那你最好学一学 —— 你学了吗？”有一次，校长跳起身来伸手取下洛丁的杰作重重地放在我面前的桌上。“一个人真正在思考的时候是这个样子的。”显然我是缺了点什么。大自然赋予其余的所有的人第六感觉却独独漏掉了我。我象那些生来耳聋却决意苦苦寻求声音的人一样观察着我的老师们，想要了解思想。那时有位豪顿先生，他总是要我思考。他带着谦逊的满足告诉我他自己就动过一点脑筋思索过。那么他为什么花那么多时间酗酒？莫非酗酒其实比外表看起来更有意义？而如果不是这样，酗酒事实上损害健康 —— 豪格先生无疑被酒毁了的 —— 那他为什么还成天谈论纯净的生活以及新鲜空气的好处？ 有时候讲到兴头上，他会从讲台上跳下来，把我们一窝蜂地赶到外头去。“ 现在，孩子们！深呼吸！感觉上帝创造的美好气流直接进入你们的体内！”他会站在我们面前，为他的健康而欣喜，好象他一个常进行户外活动的人。他会叉着腰，深深地吸一口气。你能听到风被他的胸腔堵住，遇到障碍物艰难前进发出的声音。他的身体因为不习惯这样的感觉而摇摇晃晃，脸色变得惨白。他会步履蹒跚地走回讲台，然后瘫软在那里，一个上午都缓不过劲来 。豪顿先生喜欢发表关于美好的、清心寡欲、尽职尽责生活的独白。但是在发表这些独白的间隙，如果有个女孩经过窗前，灵巧的小脚发出轻轻的脚步声。他就会停下他的演讲，脖子不由自主地扭转过去，一直目送她走出视线之外。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他不是受思想，而是受他后颈里某个看不到却无法抗拒的发条的控制我对于他的脖子十分感兴趣。通常它在领口上方稍稍凸出。但是豪顿先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经和美国人和法国人并肩作战，而且——由于谁也弄不懂的逻辑 —— 对两个国家都深恶痛绝。无论这两个国家中哪一个在时事中表现突出，他都对它没有好感，任何论证都无法说服他。他会捶着桌子，脖子胀红：“你爱怎么说怎么说，”他会叫道：“但是我已经想过这个问题了，而且我知道我想什么！”豪顿先生用他的脖子思考。我要对我的老师们进行详细的分析是为了介绍一下通常被称为思想的本质。通过他们我发现思考通常是充满了无意识的偏见、无知和虚伪的。在训诫无私的纯真的时候它的脖子却为了短裙而执意扭曲。从技术上而言，它娴熟如同商人玩高尔夫，诚实如同政客的意图，或者 ——更接近我自己的领域—— 有条理如同大多数写出来的书。这就是后来被我称作第三等级的思考，虽然事实上称它为感觉更为恰当。诚然，偏见里是有无辜的成分，但是在那时我对第三等级的思考的态度是毫不宽容的蔑视和不假思索的嘲笑。我以驳斥一位憎恨德国人却主张爱我们的敌人的虔诚女士为乐。她让我懂得了和第三等级思考者打交道的一个重大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