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经典影视化过程中的解构与重塑.docVIP

文学经典影视化过程中的解构与重塑 　　照理说，电视剧《平凡的世界》应该很容易得到受众的青睐，因为路遥的原著已经做了最厚实的先期铺垫。许多人，亦如我一样会在记忆中保留有最初读完《平凡的世界》之后所获得的那份感受，或说还有一种感动，相信喜欢原作的读者，都会凭借原初的阅读印象而成为电视版的《平凡的世界》的热心观众。尽管小说的前期铺垫大大提高了这部电视剧最初的收视率，但看过之后，我却是难以按捺心中那份惋惜和遗憾。 　　《平凡的世界》是路遥以生命为代价完成的长篇小说，就其获得茅盾文学奖本身就已经成为影视改编的最重要的来源。对这样一部作品的影视改编，不同的受众脑际中都会有自己记忆和预期的模式，虽然不应过高地要求它来满足我们在文学审美的视点上所抱以的所有期待，但我觉得，这部56集的大制作的电视剧明显地存在着整体把握上的一些缺陷，这无疑影响了这部大制作的质量和受众的观感印象，如果改编者和导演，对小说原著的原创性有更深刻的理解，对电视改编中的某些方面加以充分的注意，在艺术表达形式上表现得更练达老道些，那么至少一些显而易见的缺憾是可以避免或纠正的。 　　一、主角的置换不符路遥对人生价值的认知 　　电视剧的主角是哥哥孙少安，而小说的主角是孙少平，这种主角位置的置换，可能是编剧觉得这样更能体现农民命运的普遍性。但这种转换，在我看来，显然是不符合当时的路遥对人生价值的认知的。孙少平、孙少安因家境贫寒一直与贫困、饥饿为伴，为此遭受过各种白眼和屈辱，在心灵上留下过深重的创伤。他们都经历了命运中的各种挫折和打击：失学、失败、失意、失爱，也包括孙少安的失妻，一样因为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而经历失落与痛苦，这种苦难体验，却激发了他们与苦难和厄运搏斗的勇气和行动。不过，他们却被路遥赋予了人生的不同形式，代表了乡村青年所走的两条道路。孙少安失学后回到乡土，成为一个恪守传统道德规范屈从于命运的农民，但他内心又有不安于现状想搏一搏的冲动。在矛盾挣扎中他是被时代推着往前走，虽一次次失败，却以务实的精神挑战贫穷与落后，成为改革致富的实践者和受益者。孙少平则代表了乡村知识青年的另一种类型，不论在县城中学上学，还是到黄原市做揽工汉，以及后来去铜陵煤矿当矿工，他始终保持了一种积极进取的精神，不断地读书充实自己，以自己的坚韧顽强和勤奋努力， 一步步地走向了更大的天地。孙少平、孙少安共同的一点是，他们都没有被人生的苦难和挫折打垮，而是在苦难中得到升华，始终保持着善良和进取的品格，最终战胜和超越了苦难。这可能正是当代人从阅读中所获得的精神资源，还有心灵的慰藉。所以，与苦难和贫穷搏斗成为路遥小说中重点的叙事线。 　　电视剧总体上并没有偏离这条与苦难和贫穷搏斗的叙事线，但正如剧作家麦基所说“价值观、人生的是非曲直，是艺术的灵魂。作家总是要围绕一种对人生根本价值的认识来构建自己的故事――人生的价值是什么？什么东西值得人们去为它而生、为它而死？”[1] 显然，路遥构建自己故事的人生价值观是体现在孙少平身上的，这也一以贯之地贯流于他的作品中，从《人生》中的高加林，到《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他们有很多相似点，家庭极度贫困，使他们只能屈辱地面对体面和自尊，咬牙忍受着吃苦而忍让的人生，而他们俩的目标都是一致的，那就是怀揣乡村年青人的理想，以与贫困和苦难搏斗的精神，以不屈的奋斗意志，实现走出乡土，做一个“公家人”的愿望。 　　这种人生价值观是作家与当时社会所达成的共识，因为中国正经历着由乡村向现代城市文明转换的过程，人们终究会从这种转换中获取发展自身素质的更大的自由度，去寻求能施展自身才干的机会和目标。孙少平、高加林实际上是路遥对自身的写照：头脑聪慧，有抱负有能力，书读得好，能吃苦做事，对苦难有过感同身受的经历。这也是他的小说中很沉重并让人掉泪的地方。只要了解了路遥的人生经历，就会知道高加林、孙少平是他蘸就自身对苦难与贫穷的深切体验写就的，也是他表现得最好的人物形象。他们的奋斗历程和理想主义精神，具备了当时社会语境中励志故事的所有元素，通过勤劳和自身艰苦的努力改变农家子弟的命运，成为端公家饭碗的人，这在当时的现实中是有着标本价值的，社会需要类似的榜样来追捧，哪怕《人生》中的高加林是一个失败者，当他被城市赶出去，背着铺盖卷再度回到家乡，决心要从土地上再重新站起来时，他留给读者的依然是与苦难搏斗的毅力和在困境中永不放弃的勇气。所以，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孙少安显然不如孙少平产生的励志效应大，而路遥的人生价值认知也是偏向于孙少平的，有个例子也可以证明，在《人生》中，刘巧珍后来嫁给了马栓，他在当时的农村是个非常能干的人，盖了房，买了大牲口，有大车，但路遥却看不上这类乡村能人，1985年在《文学报》发表的创作谈中，他这样写，“写到她出嫁，我自己痛哭流涕，把笔都从窗户里撂出去了。”刘巧珍嫁马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