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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一所消逝66年的大学 记者 ?孙强 这是一所已经解体消逝了66年的大学，但她始终存于很多人的心中——一部分人是曾在这所大学度过了人生最难忘的日子，如今垂垂老矣，却念念不忘；另一部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这所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联合”起来，因抗战被迫迁至“西南”的大学，空前绝后。在持续8年战火纷飞的岁月中，当时中国最优秀的学者在这里传承中华文化，在泥墙陋室里保持知识明灯不熄。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时，蒋介石邀请了众多知名人士在庐山举行国是谈话会。国立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国立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私立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都在庐山开会。 ?事变的消息传开，几位校长都接到了学校发来的加急电报，要求他们迅速回校应变。平津告急，学校危在旦夕。 10天后，梅贻琦致电清华教务长潘光旦，“今早重要会议，当局表示坚决，并已有布置”，国民政府决定将三校迁往长沙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 当年年底，南京陷落。临时大学被迫再迁云南。但是有600多学生退学参战或转学、回家乡，还有820名学生表示愿意前往昆明。第二年4月，长沙临时大学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至1946年7月。南迁 蓬乱的头发，黑黢黢的皮肤，草鞋和裤腿上满是泥巴。没有人相信他们曾是衣冠楚楚的白面书生。 ?当时的中国，北大、清华和南开的迁移并不是特有现象。随着战火逐步蔓延到华北各地，北方和长江下游的一所所大学纷纷迁往内陆。到1941年初，战前的114所大专院校中，已有77所迁移。 长沙临时大学的师生分为3路，于1938年2月起程，一路到广州，经香港乘船到越南，再到昆明；一路到广西，再经越南到昆明；还有一路组成湘黔滇旅行团徒步，历时68天、行程1663.6公里，横跨3省到昆明，被誉为世界教育史上的长征。 能加入旅行团徒步到昆明的学生是经过挑选的，最终有244名体格健壮的男生被选中，11位教师参加了步行，其中有中文系教授闻一多、教育学系教授黄钰生、生物学系教授李继侗和化学系教授曾昭抡。 即便有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委派的中将黄师岳担任旅行团团长，这一路也充满了艰险：师生们在湘西遇到土匪，在贵州穿过公开售卖鸦片的集市，夜晚要么是露宿，要么睡在曾经吊死过女人的屋子里…… 但一路走来又是有趣的。学生们在教授指导下，社会学系的调查农村状况，经济学系的采集当地生产生活资料。黄钰生听见老乡唱山歌就很兴奋，两个多月行程结束，他采集到2000多首民歌。而昆虫学家毛应斗一边走，一边用网子抓蝴蝶做标本。吴征镒则是采集树叶——他是植物学家。 曾昭抡教授从不抄近路，宁愿绕行著名的二十四盘。联大教师、后来著名的植物学家吴征镒在《长征日记》中记载，曾先生走路一丝不苟，“每上下坡必沿公路走之字折，因此大约是全团走路最多的。”而每当步行结束，不管走得多累，曾昭抡都会写段日记。 最独特的是学生查良铮，他带着一本英汉字典出发，每天记几页单词，然后就撕去那几页，到昆明时，字典已化为乌有，单词都装进脑子里了。 走累了，闻一多会用英语唱一曲风行一时的美国歌《胡安妮塔》和《桑塔·露西亚》。有的学生则热衷于打桥牌。他们匆匆赶完别人要花两倍时间才能走完的路程，然后找一处地方打牌，等别人追上来都走远了，就赶紧撵上去，再跑到前面去打牌…… 终于走进昆明的金马碧鸡坊时，当地人看到的是一群年轻的小伙子，蓬乱的头发，黑黢黢的皮肤，草鞋和裤腿上满是泥巴。没有人相信他们曾是衣冠楚楚的白面书生。? 跑警报 警报一响，师生一起跑出去，敌机飞到头上，大家一起趴下，过后学生抬头一看，哦，原来是某某老师啊，相视一笑，拍拍土，又回去上课了。 ?在昆明的日子并不太平。社会学教授费孝通后来在一篇名为《疏散》的文章中说，跑警报成了日常的课程。“经验丰富之后，很能从容应付。” 战火的不断蔓延，使得警报几乎天天有。年轻的费教授就把翻译《人文类型》当做早课。“因为翻译不需要有系统的思索，断续随意，很适合警报频繁时期的工作。” 大家慢慢摸索出早上十点多最有可能来警报，费孝通想，一跑就得三四个钟头，要下午一两点才能回来，于是一吃过早饭，他就让“太太煮饭，警报来时，饭也快熟了，闷在锅里，跑警报回来一热就可以吃了。” 一路上遇到跑警报的，多是联大的熟人，跑警报于是就成了朋友们聚谈的机会。“警报帮助了不少情侣，有警报的日子天气也必然是特别晴朗的，昆明深秋和初冬的太阳是别外的可爱，风也温暖。在这种气候里，谁不愿意在郊外走走。” 1940年9月的一天，日军轰炸联大，费孝通踏着砖堆找到屋子，“整整齐齐一个院子，现在成了一座破庙，全都压在一寸多厚的灰尘下。我房里的窗，玻璃全碎了，刷去桌上的灰，一叠稿子还好好的，所损失的只是一个热水瓶。” “到厨房里端出一锅饭菜，饭上也有一层灰，把灰夹走，还是雪白的一锅饭，我们就在院子里坐下来，吃了这顿饭。” 联大的师生们都经历了战火洗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