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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理论复习 郑振铎在《翻译与创作》一文中，把翻译比作“奶娘。他指出，“翻译家的功绩的伟大决不下于创作家。” 林语堂提出翻译是一门艺术，他是中国翻译史上认为翻译是一门艺术学派的代表人物。 英语语言学家利奇(Leech)就语言交际行为提出的礼貌原则一共包括6方面的内容: 第一，得体准则: 尽量少让他人受损; 尽量多让他人得益; 第二，宽宏准则:尽量少让自己受益; 尽量多让自己吃亏；第三， 褒扬准则: 尽量不贬低他人；尽量褒扬他人； 第四， 谦虚准则: 尽量少褒扬自己；尽量多贬低自己； 第五，一致准则: 尽量减少与他人的分歧； 尽量使自己与他人意见一致; 第六, 同情准则: 尽量减少自己对他人的反感；尽量增加自己对他人的同情。 作为文学家、翻译家的钱钟书先生的学识之渊博，文学造诣之高，在当代中国可谓首屈一指，被称为“当代第一博学鸿儒”、“文化昆仑”。 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的区别在于，前者保留原语的文化、词汇特色、忠实于原文作者；后者以目的语的可读性为主，当信息与交际目的发生冲突，交际翻译选择对等效果。之所以纽马克用语义翻译取代直译，是因为在他看来直译是死译，语义和句法不符合目的语要求。例如将“Wet Floor”翻译成汉语时，根据交际需要翻译成“小心滑倒”二不是“湿地面”。交际翻译的阅读对象指向更多的读者，译文更流畅、地道。此外，纽马克认为翻译既是艺术，又是科学。语义翻译是艺术，交际翻译是科学。 著名美学家、文艺理论家、翻译家朱光潜先生，是我国现代美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 严复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观点唤起国人救亡图存，“自强保种”，对近代思想界影响极大。至1909年，先后又译出亚当·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约翰·穆勒的《群己权界论》、《穆勒名学》、孟德斯鸠的《法意》等西方名著，达160多万字。他是近代中国系统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第一人。在翻译《天演论》时，严复在其卷首的《译例言》的第一段中，便指出：“译事三难：信、达、雅。”“信”是指准确地传达原文的内容，“达”指译文使用标准汉语即语言应通俗明白，“雅”指译文的美学价值，它体现在修辞、文体、韵律、诗意和心理等5个方面。 许渊冲在翻译实践上硕果累累。汉英译著包括《诗经》、《楚辞》、《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李白诗选》、《西厢记》、《苏东坡词选》等；英译汉的译著有《一切为了爱情》（德莱顿）、《飞马腾空》等（亨利·泰勒）；法译汉的有《约翰·克里斯托夫》（罗曼·罗兰）、《红与黑》（司汤达）、《包法利夫人》（福楼拜）、《人生的开始》（巴尔扎克）、《追忆逝水年华》（普鲁斯特）等。 林纾不懂外语，无法阅读外文原著，但一生著译甚丰，翻译小说达两百余种。这源于他所用的举世罕见的翻译方式：先由若干精通外文者口述，他再凭借其深厚的文学功底笔译，先后将英、美、法、俄、日等十几个国家的1700余部名著翻译成中文，开创了中国翻译外国文学著作的先河。他与别人合作翻译的第一部外国长篇小说就是法国小仲马的名著《茶花女》。作为我国近代翻译西方小说的第一人，林纾最大而不可磨灭的贡献，是最多、最集中地介绍了西方文学作品。他用文言文翻译欧美小说184种，其中不少是外国名作，如《巴黎茶花女遗事》、《鲁宾逊漂流记》、《块肉余生述》、《黑奴吁天录》等。他有关译学思想的论述都是集中在翻译的目的与功能的问题上，他的有关译论，一以贯之的就是爱国与救世。他强调在翻译时译者应该投入自己的主观感情，译者须与原作者或作品中人物的心灵相交流。他指出翻译者的原则是“存其文不至踵其事”，对国外那些坏的东西或不适应中国国情的东西要保持警惕。他尤其强调，我们要翻译，要学习西方，但不能学西方的强盗行为。他提出的“学盗之所学，不为盗而但备盗”的原则，是对林则徐等人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重要补充。 玄奘认为，在汉译梵文佛经时，有5种情况不宜意译而宜音译，即：秘密故、多义故、 无此故、顺古故、生善故。 马建忠提出了“善译”的标准，即力求与原文在意思上无一毫出入，并使译文读者与原文读者有相同的感受。 王韬认为翻译应做到“选材必严、取材必富、摭言必雅、立体必纯”。 余光中认为，如果原作者是神灵，则译者就是巫师，任务是把神谕传给凡人。译者介于神人之间，既要通天意，又要说人话，真是左右难为巫。 罗曼·雅各布逊是美国著名语言学家，西方最有影响的翻译理论家，他把翻译分成语内翻译、语际翻译和符际翻译三大类。 蔡元培认为：“译学二别：一政界之事，一学界之事。”所谓“政界之译学”，指的是与外交有关的翻译工作。他认为这样的翻译工作者必须既通语言又明政策，打破两者的隔阂。而他所说的“学界之译学”，指的是学术性的翻译。他将异域语言的翻译称为“横译”，古今语言的翻译称为“纵译”，并认为由意识而发为语言，也是一种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