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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化转型与法治创新 　　当前，中国经济进入了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的发展新常态，同时，资源环境要素进入瓶颈凸显期、环保公共需求进入快速增长期，“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必须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成为2014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分析的新常态之一。 　　生态失衡：粗放增长带来的环境资源成本 　　经济生态失调。目前，传统经济发展方式比较单一，盲目追求增长数量，推行高消耗、奢侈浪费、粗放经营、大灌大排的粗放经营方式，经济增长以牺牲环境质量、延期环境消费、降低资源利用效率为昂贵代价，忽视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率和效益。即使是经济发达的江苏省，14类重污染行业总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60%以上，重化工业重点建设项目占整个工业的七成。由于处于工业化中期和国际产业链低端，产业结构总体还存在着零散化、低度化和同构化特征，产业系统的生态机能短缺，低碳产业比例过低，还原产业发展严重不足，导致发展方式不可持续。 　　环境生态失衡。据环保部《2014年环境状况公报》，2013年我国十大水系国控断面中，劣Ⅴ类水质的断面比例达到9.0%，监测营养状态的61个湖泊（水库）中，富营养状态的占27.8%，在4778个地下水监测点位中，较差和极差水质的监测点比例为59.6%。常规污染物排放量居高不下，新的污染问题接踵而至，形成复合型污染。依据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2012）评价，74个新标准监测实施第一阶段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达标城市比例仅为4.1%，其他256个城市执行空气质量旧标准，达标城市比例为69.5%。2013年，全国先后有30个省份遭受雾霾天气侵袭，1月雾霾覆盖范围涉及了17个省市自治区四分之一的国土面积，影响人口约6亿;10月末东北地区发生大规模雾霾，12月全国陆续有25个省市、100多座城市不同程度出现雾霾，覆盖了将近一半的国土。此外，生态失调、生态失衡现象日益突出，湿地面积缩小，河道淤塞，自然灾害频发，水土流失，耕地面积减少，地下水过量开采，生物多样性衰退等问题也日益突出。 　　社会生态失真。社会运行管理结构性缺失，带来环境矛盾冲突增加，环境应急事件层出不穷，社会失序和社会失控风险上升。生活垃圾焚烧项目到处受阻。2013年江苏环保部门共受理群众环境诉求84822件（次），接报突发环境事件相关信息125起。公众参与、生态环境道德的价值核心体系没有建立、人与自然不和谐等带来自然生态的破坏。各类环境信息的公开程度不高，公众的参与意识与权利意识薄弱，造成公众参与的范围与规模都非常有限，难以有效地监督和制约政府的决策行为。受考核、评比、责任追究等外部不良干预影响，环保数据虚报、瞒报、伪造、篡改环境监测数据的现象时有发生，特别是那些与民生福祉密切相关的监测数据让人觉得不够真实，环境监测结果与人们主观感受的矛盾凸显，危及政府部门环境监测的权威性和公信力。 　　文化生态失范。为实现财富的聚敛而高度攫取环境资源，不仅给生态环境带来更加严重的灾难，更带来人与自然关系在文化上的偏差和沦丧，难以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怪圈，人们对GDP盲目追求，人的私欲日益膨胀，个人主义、本位主义泛滥，利己主义盛行，为实现自我价值，可以对环境随意侵犯，人性被严重扭曲。企业生态意识、生态责任感与生态自觉缺失。公众更多地把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责任归于政府与企业，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生活与消费方式对资源、环境的影响，不少人追求舒适的生活，过度消费，超前消费，偏好一次性用品。 　　制度生态失管。目前对环境污染行为的处罚设置普遍过轻、惩罚性不足、制约力不够，环境执法成本高、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某些违法者无所忌惮，某些处罚甚至还使受处罚者有利可图。2014年，江苏环保部门共立案查处违法企业5403起，立案侦查环境污染案件139起，抓获涉嫌人414人;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泰兴6家化工企业因污染被判令民事赔偿1.6亿余元。生态管理的缺陷，法律责任过轻的缺陷，执行成本过高，致使环境污染行为肆意践踏他人环境和生存权利。 　　生态文明：绿色化的目标导向 　　在经济新常态下，要更加重视环境保护，在经济增速换挡期不但不能放松环境保护的要求，而且要强化相关目标，倒逼经济绿色化转型。2015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提出了“新五化”的建设目标，其中，绿色化是新增的目标，也是凝聚了生态文明建设共识的重点。绿色化内涵是创新促进环境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深层次制度，按照“五位一体”的要求，对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领域提出生态环境保护改革的具体要求，使这些对生态环境具有重要影响的领域都向着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方向进行优化和转变，最终实现改善环境质量、增进人民福祉的目的。 　　生态文明。生态文明的确立，摆正了人与自然生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