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式”防疫的失败.docVIP

“运动式”防疫的失败 　　5月15日，在湖北省荆州市第三人民医院门口，56岁的王连庆坐在石凳上，双目无神地等着妻子交费回来，心里盘算着这趟进城打针拿药花了多少钱。 　　他来自血吸虫病重灾区荆州市江陵县白马寺镇，已是血吸虫病晚期。 　　血吸虫是一个奇怪的物种，几乎所有受访的医生、专家、防控工作人员都这样认为。它的可怕之处并不在于能吸血。人或哺乳动物接触含有幼虫的水10秒钟后，血吸虫尾蚴即可侵入皮肤，造成人或哺乳动物发病，丧失劳动能力，甚至危及生命。 　　2004年江陵县222个行政村共查出血吸虫病人2万多人，每10人中就有一人感染此病。“那时江陵县晚期血吸虫病病人就有898人，基本都是等死的人。”江陵县血吸虫病预防控制所所长胡合华说。 　　同年，国务院提出“到2015年底全国所有流行县（市、区）力争达到传播控制标准”。十年之后，2014年5月23日，湖北省宣布，提前一年完成了全省血吸虫传播控制阶段的目标，即人畜感染率降至1%以下，连续三年以上没有报告急感病例。 　　这给其他血吸虫病流行省份带来些许压力。最新一期《全国血吸虫病疫情通报》显示，截至2012年底，中国血吸虫病人共有240597例，452个县（市、区）流行该病，其中有71个县尚未达到传播控制。 　　防控部门担忧，全国很难都如期实现国务院的既定目标。 死灰复燃 　　王连庆在一次皮疹后到医院检查出血吸虫病，俗称“大肚子病”。当时年轻力壮的他并没当回事，没有接受任何治疗便继续赶牛下地干农活。 　　“庄稼人，活得没那么仔细，吃饱饭能干活就行。”王连庆向《财经》记者回忆。 　　1999年前后，王连庆的肚子开始因肝腹水越来越大，这时他方才意识到自己得了“大肚子病”。想起邻近“寡妇村”的惨剧，王连庆害怕起来。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血吸虫病在江陵县泛滥，“晚期病人非常多，大肚子随处可见”。胡合华介绍，由于一个组的男劳力全部因血吸虫病病死，该县白马寺镇同兰村被称为“寡妇村”。 　　王连庆再也不敢耽搁，“我要是死了，家里人怎么办？田谁来耕种？”医院检查结果让王连庆感到绝望，血吸虫病晚期，需要进行切除脾脏手术。对一个靠两亩水田糊口的家庭，这无疑是晴天霹雳，几万元钱的手术费根本拿不出来，更别提后续的治疗与休养费用。 　　无奈之下，他辗转联系到在洞庭湖上打鱼的叔父，却得知叔父一家三代都得了血吸虫病，常年在湖上飘摇的家早已被“瘟神”掏了个底朝天。王连庆只得向村里挨家借钱完成了手术。见到记者时，王连庆已经不记得是第多少次来医院打针拿药，“等死都等了十几年了”。 　　王连庆看病的荆州市第三人民医院，是湖北省血吸虫病临床诊疗中心。该院血吸虫病内科肝胆研究中心主任、主任医师刘烈全向《财经》记者介绍，医院每年都要接诊200多例血吸虫病晚期病人、700多例慢性病人。 　　早在上世纪50年代，全国开始掀起血吸虫病防治运动。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中国成为世界上少有的成功控制血吸虫病疫情的国家。然而，40年后，血吸虫病在全国多地死灰复燃，感染人数一度达到近百万。血吸虫病患者多时，医院连病床都不够用，过道里排满了病人。刘烈全介绍，晚期病人出现肝硬化和腹水，“那就比较难治了”。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所长周晓农分析，长江流域频发洪涝灾害，尤其是1998年特大洪水，使血吸虫病流行区钉螺扩散加剧，几十年通过灭钉螺取得的防控成果毁于一旦。钉螺为血吸虫的宿主。 　　对于1998年洪水的影响，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所淡水生态与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聂品有着更深的认识。 　　1998年洪水之后，中国人更多审视人类经济活动对大自然的影响，尤其关注围湖造田对长江水系的影响，为此国家为根治水患制定了“平垸行洪，退田还湖，移民建镇”的方针。 　　“退田还湖，为钉螺创造了大片的滋生地，这也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血吸虫病死灰复燃的原因之一。”聂品分析。 　　聂品的博士学生焦冉为完成毕业论文跑遍了国内血吸虫病的流行地区，她告诉《财经》记者，曾经在采样时多次见到钉螺爬满了整个墙面，“轻轻用手一拨就掉下来上百个，拿回实验室一查大部分都呈阳性，都感染了血吸虫”。 　　2012年，全国急性、慢性以及晚期血吸虫病患者共有24万多人。送“瘟神”，再度被中国人提上日程。 灭螺杀牛 　　在血吸虫的生活史中，钉螺是唯一的中间宿主，人们把灭螺作为控制血吸虫病疫情的主要手段。 　　血吸虫寄生在人或宿主动物的血管内，所产虫卵由粪便排出，在水中孵化出毛蚴，感染中间宿主钉螺，在钉螺体内发育成熟后大量逸放出尾蚴，尾蚴钻入人或动物宿主，又发育成为成虫，交配产卵，引起病害。 　　尾蚴侵入宿主24天后，雌虫开始产卵，一条雌虫每日产卵1000个左右，五周后宿主粪便中可出现虫卵。血吸虫在人体内可存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