餐桌上讲给儿子的最短世界史分析.doc

餐桌上讲给儿子的最短世界史 东方（中国及其文化辐射区） 中国的历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凭着农业这种先进的革命性的生产方式，那时候中国人是充满自信的、活泼外向的、精神自由的。大胆探索，积极进取，富有创意。那时候的思想文化成果最丰富（诸子百家），那时候的社会改革也基本都可以成功（管仲、商鞅、赵武灵王）。 这就是农业的扩张阶段。天下有待我们去征服。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的土地等着我们去占领。我们的心灵和天地一样宽广。领土向外扩展，精神向内扩展。没有什么可以阻拦拥有全天下最强生产力的我们。 第二阶段： 但汉代以后，人们发现自己被局限住了。天下不是无限宽广的，东南西北都受到了局限。 于是一个问题立刻成为了尖锐矛盾：土地和人口。 农业社会，一家一户只要有了土地就能完成生产，对“其他人”缺少依赖。作为在有限土地下的农业社会，人口多到一定程度就会成为负担而不再是资源。因此会自然而然的形成这样一种社会意识：人要是少一点就好了。 这就产生了不是丛林法则的丛林法则——无论是农民还是地主，都能从其他人的消亡中得到好处，可以更容易地得到更多的土地。 作为农业社会的成功人士——地主，他们认为他们的土地财富都是自己或先辈辛苦努力得来的，至少也是费了脑子甚至冒了危险得来的，其他“懒惰无能”的农民怎么可以分享。这不符合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逻辑啊。当碰上灾年（农业社会必然的强大外部影响力），饿殍遍野社会不稳定的时候，他们喊出了这样合乎逻辑、发自内心的话： “你们为什么不乖乖地去死？” 这句话在这阶段中国历史上不止一次出现过。 而作为“不自觉地去死”的那部分，他们内心的话是“凭什么是我？”，你们不就是有土地财富吗，那好，我来拿。 于是也喊出了合乎逻辑、发自内心的话：那些有土地的人，难道是天生就有的吗？“王候将相宁有种乎”，人家也跟我们一样是暴力抢来的！ ——当然就跟传销一样，集体自动忽略了流血流汗辛勤努力的那一大部分。 丛林社会里头好人都不长命。经过不断淘汰掉好人，逐步形成了“死道友莫死贫道”这样一种地区性格或精神。 秉着这种精神，农民们总是希望别人先出头，然后自己捡便宜。（最好的情况就是，率先闹事造反的农民和地主同归于尽，那么大量的无主土地就归自己了） 于是农民们就相互比赛看谁先忍受不住——于是就形成了闻名天下的“中国人的温良忍让性格”。 被这种美好性格给惯出来的地主们，越发的肆无忌惮。各种兼并和剥削，加上天灾人祸，终于到了让所有农民都忍不下去的地步。 于是就开始了轰轰烈烈的身份转换运动，从无土地人士转变为有土地人士。造反、革命，形成新的以皇帝这个大地主为顶尖的土地分配金字塔。 于是又开始新一轮循环。区别是上一轮的无土地人士变成了这一轮的有土地人士。 新循环开始时，因为经过战争造成的大量人口死亡，主要矛盾得到了极大的缓解，因此社会呈现和谐安定一团和气的面貌（土地有的是，抢什么抢！）。而且人们还普遍都残存着嗜血满足后的暴力因子，所以各方面都小心翼翼。于是王朝兴盛了，人们富裕文明了。 于是人口又增加了。矛盾又激烈了。 所以与其说这阶段是个死循环，不如说是个永不停息的翘翘板，今天你（或你的后代）在上面，明天我（或我的后代）在上面，社会就在这样的土地所有权互换的一起一伏中前进。呃不对，是原地玩翘翘板。 任何方面都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步和变化（就连科技也在战争中湮灭），只有一些老掉牙的治国经验和生存智慧在反复——因此也节省了我们的时间。 至于中间的异族，多数是来搅局的，翘翘板的两端都不认。蒙元直接把土地拿去放牧，让大家谁都玩不成，只好合力把他赶跑。而女真人之所以两次成功*，是因为迅速地自觉融入了这个农业社会的游戏，当起有土地人士的代表，本质上跟起义成功的农民们，并没什么区别。 这是一个不是丛林社会的丛林社会。它是随着人口数量而动态变化的。土地有限，产出有限，而人口持续增长，于是就逐步丛林化。 这阶段的文化特色就跟上一阶段截然不同。文化是服务于是社会，是服务于需要。在上一个总体扩张的阶段，文化也是自由和扩张的。而这一阶段的文化，其最主要功能就是协调内部矛盾。各种伦理纲常，各种文明守则仁爱自制，都是为了试图扭转、延迟、缓和这个一阶段一阶段的丛林化趋势。因此可以说这是一种无奈的、调和的、甚至是要人们自阉的文化——而最终都是必然要失败的（除非能忽悠得人们真的自阉）。 这样一种整体令人十分无奈的自然与社会环境，人们普遍失去了扩张精神，失去了自由，也失去了自信心和安全感。这阶段的社会改革也基本都是失败的（王安石、张居正），因为上一阶段的社会改革，是为了向外抢盘子，而这一阶段是为了对内分蛋糕，当然结果天差地远。 如果没有外部巨大因素（比落后异族还大），那么这个死循环将会永远继续下去，直到地球毁灭。 虽然听起来很冷酷，但不得不说，这种翘翘板游戏所造成的大量人口消亡，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