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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 ——美国法律实用主义对中国法学教育的影响摘要：法律实用主义倡导一种语境主义和工具主义进路的法律理论。霍姆斯是“第一个把法理学理论建立在一个源自法律实践的视角之上的学者。”他曾说过“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这对中国的法学教育也有着深刻的影响。关键字：实用主义、法学教育、法律经验、律师道德一、实用主义理论的提出法律实用主义倡导一种语境主义和工具主义进路的法律理论。它既将法律视为历史的衍生物,又将法律视为实现社会福利的工具。法律实用主义在实践中主张一种司法能动主义,对美国司法实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推动了社会的发展。法律实用主义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早期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大法官霍姆斯、卡多佐以及哲学家杜威,现当代的代表人物有哲学家理查德·罗蒂和法官理查德·波斯纳等人。受美国实用主义哲学本身的调和以及折衷倾向的影响,法律实用主义者综合了历史法学派和分析法学派的进路。霍姆斯最先清楚地表达了这种综合倾向,强调以经验来识别法律,实际上就是要一只眼盯住传统,另一只眼盯住体现人类幸福的现实政策。1941年,哲学家杜威应邀与众多著名法学家一起声明“我的法律哲学”,表达了与霍姆斯同样的思想。他将法律实用主义描述为19世纪两个主要的法学运动的综和,即历史法学派和分析法学派的综和。历史法学派一般将自己限制在对经验的赞美上,并且警告法典化以及理性法律改革计划的危险。相反,分析法学家钟情于立法(制定法)以及法律改革,以描述性的术语和功利主义的理论基础,将法律视为实现社会目的的一种有意识的人类产物,但对于法律的起源未给以应有的重视[1]。作为一种理论,法律实用主义的贡献是什么? 对此,法律实用主义的代表人物托马斯·格雷、理查德·罗蒂和理查德·波斯纳都有过详细论述。格雷认为,“一般而言,实用主义削弱了理论家傲慢的雄心壮志??实用主义脱离了理论犯罪”。波斯纳认为实用主义对法律的贡献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推翻那些有雄心的法律理论,因为法律不是基于某些永恒原则并以逻辑操作予以实现的东西。二是它促使法律学术更略为接近社会科学,促使司法游戏更略微接近科学的游戏。罗蒂一方面在格雷观点的基础上,提出实用主义的另一个益处是“避免了对某物之科学性的焦虑。”因为在实用主义者看来,一个假定社会科学是否切题的检测标准是它的工作成效。另一方面,他也同意波斯纳的观点,即法官们虽然可能发现实用主义哲学(无论新旧)毫无用处,但是法律实用主义清除了法律形式主义的弊病。可见,法律实用主义者都认为,法律实用主义的理论贡献,在于推翻那种自以为是的宏大的、雄心勃勃的完美理论。二、霍姆斯的实用主义法学思想霍姆斯认为立法机构和法院是各种社会力量相互冲突的场所，法官就要在这个场所中游刃有余，擅长分析这些力量之间的关系。他从法官角度，站在实用主义的立场对法律进行解读，认为法律是“对法院实际上将做什么的预言。”[2]因为法律的历史说明了法的形式和实际运用是矛盾的，在普通法国家，每个判决都是法官根据先例和法律规则通过演绎推理而作出的。然而这些先例和法律规则的法理却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被忘记或曲解。因此，遵循先例往往会导致逻辑的混乱和错误。虽然法是立法机关制定出来的，但是法院在根据法律规则所做的判决却是一种全新的法律。所以霍姆斯说“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这样法律就不是一成不变的了而是处于永远的发展变化中。因而，法律既不是来自自然法学家心中的“自然”或“上帝”，也不是历史法学家所认为的主要来自历史的积淀，更非实证法学家所设想的完全来自逻辑的分析，而是主要来自于经验。此外法律是可以预测的，它是一种很实用的工具。从这个意义上看，霍姆斯认为法律就是一种有用的职业。在现代社会中，公共权力被委托给法官，法官通过作出裁决来执行国家的权力。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人需要了解，在什么情况下，在多大程度上会面对比自身强大得多的力量相对抗的风险，那么提示何时可能遭遇这种风险，就成为一种职业，而法律从业者的作用就在于告知人们这种风险。基于此，霍姆斯以实用主义的眼光揭示了一个社会现实，那就是法律是法律从业者用来预测法律后果的工具，而这与道德是无关的。三、“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阐释[3]霍姆斯关于“法律的生命不是逻辑, 而是经验”的观点首次出现在1880 年, 在一篇对C·C·兰德尔论合同法的书的评论中, 在同年出版的《普通法》中他再次重申了这个观点。: “法律的生命不是逻辑, 而是经验。一个时代为人们感受到的需求、主流道德和政治理论、对公共政策的直觉———无论是公开宣布的还是下意识的, 甚至是法官与其同胞们共有的偏见, 在决定赖以治理人们的规则方面的作用都比三段论推理大得多。法律蕴含着一个国家数个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