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岁，40载.docVIP

80岁，40载 　　1969年，38岁的王新良从内蒙坐车到老河口，转至丹江口，再乘船在郧县靠岸，最后被大卡车拖到十堰。自此劳作生活，尘埃落定。 　　十堰是一座有着新中国印记的城市。 　　上世纪60年代的十堰，尚是当时中国无数深山小镇中的一个，荒山野沟，百余人家。1969年，在中央“三线建设”的国防战略之下，第二汽车制造厂（以下简称“二汽”，1992年更名为“东风汽车公司”）定址十堰。从此，这座城市开始了与一座工厂半个世纪的命运相连。 　　调度之下，十万建设大军涌入。从技术人员到管理干部，从睡芦席棚到吃红薯杆，这些十堰的建设者与守护者，来自沈阳、上海、安徽、河南各地。此刻容颜已老的他们，来时正年轻。 　　关于一零二指挥部 　　年过八旬的王新良，便是其中普通一员。 　　这个山东青岛人，少时曾辗转于西安、兰州、包头和呼和浩特。1969年，38岁的他“从内蒙坐车到老河口，转至丹江口，再乘船在郧县靠岸，最后被大卡车拖到这里。”自此劳作生活，尘埃落定。 　　对于这座陌生的山城，王新良的初始印象便是“雨水多”。“没路，想都不敢想”。他回忆，当时的大胶靴、雨衣和蚊帐是工人们的“必备三件套”。大胶靴作战靴，雨衣便是神袍，上山扛木头，河里捡石头，心无杂念，干劲十足地搞起建设。 　　当时二汽选址初定，建工部成为头阵，成立红卫总指挥部。一零二建筑厂成为总指挥部的“三头六臂”之一，负责建厂房、搞安装。王新良则属于一零二旗下的安装公司。 　　“我们单位有七个建筑公司，负责盖房子，一个安装公司、一个机械化公司、一个汽车运输公司和一个大修理厂在枣阳。”王新良回忆，当时安装公司建设的第一个项目便是花果社区的发动机厂，其后则负责装置了十堰二汽的所有设备，包括机器、水管、电气、电焊。 　　1972年，其妻王彩霞带着四个孩子南下投奔。一家六口便挤在单位分配的木板房里生活，十几平米的空间塞下床后，唯一的家具便是两个工具箱。 　　安顿下来之后，接下来面对的就是如何生存和生活。依据当时规定，若丈夫为二汽职工，妻子就可加入二汽“家属联”，统一安排人事、薪水等事务，并在退休后按职工政策养老。然而，安装厂并无家属联，对于这些家属的安排，要么喂猪、要么去修铁路。 　　1973年，王彩霞参与襄渝铁路的建设，做一些扛水泥，架钢轨的零工，每天赚得一块三毛钱。“这是一级工资，还有一块二、一块一的”。如今一两毛钱的差别微乎其微，而在70年代，它是一个级别的差距。当时，王新良作为高级工，月工资84块。 　　在王彩霞的印象中，当时一块儿修铁路的妇女，有一帮是从内蒙来的，无风无沙的十堰，她们仍用毛巾包头，用车拉砖，扛着钢轨走几十公里地，“和男人一样干重活”。 　　1974年，王新良成为工程处的书记。他把安装公司部分家属组织起来，组建了一个五金厂，老伴儿的“沉重铁路史”才告一段落。五金厂效益日渐好转，最后这些家属们所拿的奖金甚至一度超过一零二的工人。却不料上级得知后表示，家属怎么可以比工人赚得多？结局以五金厂的关闭收场。 　　在相对封闭的大生产时代，集体生活不仅管家属，还管孩子教育，管工作分配，连处对象也是“内部优先”。王新良有三女一男，大女、二女及女婿都是安装公司的员工。 　　他家附近的片区，作为一零二曾经的基地，鼎盛时期人员最多达到3到4万。不过，作为建筑流动单位，一零二建完二汽后便转战他处，它先与二汽分家，后又内部分家：撤回东北、“漂”去北京、进驻天津，或者四散至湖北各地。这一片区的医院合并，学校搬迁，人员疏散，最终只剩得这十几栋老房子，和为数不多的老龄员工。 　　长辈们的命运轨迹至此分流合并，轮到子辈们出力的年代，一零二厂却早已经不复存在。 　　生活在十堰的外来人 　　一个大型国有企业，半个世纪，天南海北几十万外来人口的涌入，使得十堰市成为一座典型的移民城市。无数个老王家建造并融入这个城市的肌理。或许，“您哪里人”这种人口统计学意义上的问题曾给王新良夫妇带来一丝困惑。最后似乎是统一了说法，“我们回到山东，别人问起，就说是湖北人；我们平常在外边，就说是山东人。”一边是生养的故乡，一边是自己“亲手堆起来”的城市，二者都不能割舍。 　　当然，在子孙辈看来，除开寻根情怀，相对于略显孤单和平淡的车城生活，他们更喜欢把自己和遥远、陌生得略显神秘的山东故乡联系起来。当然，并非不爱十堰这片土地，子孙辈们在这里生长，羽翼渐丰。 　　上世纪70年代的学校仍然是单位所有。因为王新良工作性质的流动性，王家的四个孩子就跟随父亲，辗转于一些名字与汽车有关的小学――四九厂发动机小学、东风四零厂小学，然后依次是初中、高中。半世纪时光转眼即过，当初绕膝嬉闹的孩子们早已自有家业，当初为避开城市而选址的僻壤小镇，未想也最终因二汽而成为一座真正的城市。 　　王彩霞回忆当时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