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以教为本.docVIP

数学教育 教师为本* 首都师范大学数学科学学院 方运加 2009年10月12日人民日报刊载了温家宝的文章《教育大计 教师为本》。这篇文章是温总理于2009年9月4日到北京三十五中学听了5节课后的点评以及座谈会上听取教师代表发言后的讲话。 温总理对数学课的点评，表明了他对初中数学及其教学是十分熟悉的，是内行，对教师教学的评价是中肯而又恰当的。温总理的文章标题——“教育大计 教师为本”，可谓一语中的，指明对当前包括数学教育在内的整个中小学教育来说，教师是根本，抓这个根本，是重中之重。温总理听课、评课、讲话的指向均是教师，他说：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如果说教育是国家发展的基石，教师就是基石的奠基者。他提出：教师是知识的传播者和创造者，更要不断地用新的知识充实自己。教师只有学而不厌，才能做到诲人不倦。 一、产出杰出人才 务必教师为本 温总理在文章中提到钱学森曾问他，为什么现在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钱学森就这个问题问过温总理五、六次。温总理说：我理解，钱学森讲的杰出人才不是我们说的一般人才，而是像他那样有重大成就的人才。如果拿这个标准来衡量，我们这些年甚至建国以来培养的人才尤其是杰出人才，确实不能满足国家的需要，还不能说在世界上占到应有的地位。温总理还指出，我们出去这么多留学生，也成长了一批人才，充实了各行各业，但确实很少有像李四光、钱学森、钱三强那样的世界著名人才。 目前的情况是，有关方面显然还没有意识到中小学数学教师在我国是被长期扭曲塑造的。教师们热衷的各种数学教学目标均将数学教育之根本的意义：培养求原理、讲道理、懂科学、有智慧、究根底、会思考的人的要求抛之九霄云外，所执之数学教学目标，一是为考试服务，二是“假、大、空”。 * 此文系作者为《中小学数学》2010年第三期撰写的编者语。 可以猜想，钱学森向温总理提出这个问题时，他内心和总理一样实际上是知道答案的，他是过来人，他知道应该如何做，只是他可能不大了解近几十年来中国中小学数学教育的细节，他熟知或了解的是早已流逝的过去。他本人在中国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曾经享受过高水平的中学数学教育，他的中学数学老师是傅种孙。 二、中国的数学教育大师——傅种孙 傅种孙（1898-1962）当时在北京师大附中教几何。他教几何时，每逢考试，必预先告诉学生要带圆规和直尺。但当时的学生大多不很认真，常常忘带，考试时临时抱佛脚，就用铅笔杆代替直尺，再从兜里拿出一个铜圆（形同现在流通的硬币）来画图。傅先生针对这个情形，干脆出了一个题目，让学生研究“用一个铜圆代替圆规，能否作直尺与圆规所能作的一切工作？”显然，傅先生的这道题对学生来说应该算是具有挑战性的问题。 众所周知，平面几何作图工具仅限于圆规和直尺。其中，直尺是没有刻度的，是一根具有理想的直且有有限长度的棍子。傅先生的学生用铅笔充当尺子虽不符合要求，但还不算离谱。用铅笔一类的物品充当直尺的关键不在于他是否是直的以及能否利用它画得很直，而在于画图者的观念或思想是否把它看作直线或线段。公元前三世纪以前，即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诞生之前，圆规和直尺曾被当时的数学工作者看成是地位平等的画图工具。人们在作图时，对利用圆规和直尺，或只用圆规、或只用直尺是不加区别的。当时的人们有个风气，喜欢以增加问题条件的严苛性来挑战问题，用以证明自己比别人更智慧。他们不断的给问题设立苛刻的条件或前提，例如，在平面上作图只用直尺行不行、只用圆规行不行等，用以挑战智慧的极限。之后，欧几里得撰写教科书《几何原本》（这是世界上第一本传播科学真理和方法的教科书，建议专门研究“课程与教学论”的专家首先应该读懂这本书）时，才规定了以圆规和直尺为几何作图的基础。 在之后的二千年间，用尺规作图的研究并未停顿。直到1797年，意大利数学家Mascheroni证明了“所有用圆规和直尺可解的作图问题，只用圆规也能够精确地解决。”（注：有事实说明在他之前已有人率先证明了这个结果） 1833年瑞士数学家Steiner证明了：在平面上给出一个定圆和它的中心，则每个用圆规和直尺可解的作图题，只用直尺也能够解决。十九世纪，非欧几何产生，尺规作图仍是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数学家们随即证明了在罗巴切夫斯基平面上也可以不用直尺作图。另外，对尺规作图问题的研究也导致了十九世纪的一些重要的数学进展，例如群论的产生就是作图问题代数化所促成的结果。 说到这儿，傅先生让学生研究的利用一个铜圆作图的问题相当于几何中的什么要求呢？傅先生把这个问题干脆称为“铜圆几何学”。这个几何学比只用圆规作图的几何学还要苛刻。是否比“固定脚开度的圆规作图”更苛刻呢？显然，实心的铜圆连“已知圆的圆心”这个条件都不具备，这铜圆甚至还不能算作已知圆。至此，这个铜圆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的确是个具有趣味性和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