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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与通胀管控 　　新型城镇化作为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对我国保障农产品供应，从而稳定物价构成了新的压力。 　　2012年我国城市化率已达到52.5%，十年来年均城镇化率提高1.3个百分点，是全球城镇化进程最快的国家之一。城镇化带来的供需变化将是未来推动我国食品价格上涨的重要因素。 2012 年我国城市化率已达到 52.5%，十年来年均城镇化率提高 1.3 个百分点，是全球城镇化进程最快的国家之一。城镇化带来的供需变化将是未来推动我国食品价格上涨的重要因素。 　　受此影响，未来十年通胀水平仍可能出现若干次较大的波动。据笔者测算，“粮、肉、菜”占食品大类的权重约为45%，占CPI整体权重约14%左右。2000年至2012年末，CPI整体涨幅为33.43%，平均每年上涨2.24%；食品价格对于拉动CPI上涨的贡献达70%以上。而在未来十年，上述三大类食品价格波动有扩大趋势。 　　2013年一季度死猪、禽流感事件对肉禽供应产生的影响，将与原本的周期性因素叠加，预计最快到2014年春节，肉禽类价格可能大幅上涨。猪肉价格可能同比上涨40%-80%，推动CPI上涨2个-4个百分点。 　　预计未来食品价格仍将保持年均4%-6%的增速，年均推动CPI上涨1.5个到2个百分点。部分年份食品价格仍将大幅波动，若出现15%以上增幅（相当于推动CPI上涨5个百分点），将对经济增长及新型城镇化战略产生较大影响。 　　因此，如何管控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的通胀，将成为挑战决策者的一个新命题。 新型城镇化对通胀的影响 　　新型城镇化将对保障农产品供应、物价稳定，构成新的压力。 　　从供给端看，一是城镇化标志着劳动力由农村向城市的转移，这是一个农民变市民的过程，也是农产品生产者变消费者的过程，这势必影响农产品的供需形势；二是生产粮食蔬菜的耕地面积有所减少，原来北京、上海等地富有成效的“菜篮子”工程难以实施，效果下降；三是生产地与最终消费地的运距大幅度增加，流通成本、人工成本显著上升；四是原有广泛分布于城市各个角落的“副食品商场”随着拆迁等因素大幅度消失，其平抑物价的功能相应消失，食品、蔬菜的销售主渠道为以利润为目标的大型超市所取代。 　　从需求端看，一是城镇化与经济增长带动居民收入提升，对农产品的消费需求增加；二是城镇化影响居民消费结构的改变，居民的饮食结构多样化、健康化，近年来蔬菜瓜果价格的上涨幅度要高于粮食和肉类，居民对于蔬菜、瓜果、水产品、奶类等农产品的消费比重在提高。 　　新型城镇化下，通货膨胀将呈现新特点。 　　首先，食品价格仍将是影响通胀出现周期性波动的重要因素。受食品价格波动的影响，未来十年仍可能出现若干次较大的波动。其一，新型城镇化引起的农产品供需变动将长期推高食品价格，这是最主要的动力；其二，在全球流动性和金融资本的参与下，国际粮食价格波动的频率不断增多，振幅有所扩大，对我国粮食价格产生波动性影响；其三，全球极端天气变化增多，对粮食、蔬菜等作物产生波动性影响；其四，受生产规模小而分散的制约，我国猪肉价格仍未摆脱3年-4年一个波动周期的影响，猪肉价格大起大落仍将左右CPI的走势。 　　其次，结构型通胀将是主要特点。城镇化是整体经济结构的变化，其所引起的结构性供需变化带来的物价上涨也是结构性的，是货币因素以外的值得关注的一个通胀因素。 　　据此，中国应防止结构型通胀影响新型城镇化的整体战略。 　　高速城镇化下的农产品供需失衡，是未来我国通胀形势面临的重要挑战之一。农产品处在商品供应的最上游，其价格上涨不仅会带动高权重的食品价格推动CPI上升，还将向下游传导引发劳动力成本上升。若不加以有力调控，结构性通胀就可能引发为成本推动型通胀。在现有货币政策的思路下，物价水平上升将导致货币政策被迫收紧，利率水平的提高将显著加大社会融资成本，影响社会资源配置，全社会可能为农产品价格上升买单。而若单纯依靠紧缩货币政策，不仅收效甚微，还可能导致经济增速的进一步下降，从而造成滞胀。在这种情况下，增加农产品供应，解决结构性问题比货币政策更加有效。 我国CPI与货币政策的关系 　　1998年以来我国货币政策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分别是1998年至2003年上半年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实行的扩张性的货币政策；2003年下半年至2008年上半年为抑制经济过热实行的从紧的货币政策；2008年下半年至2010年上半年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实行的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2010年至今的回归稳健的货币政策。对应的存款准备金率、基准利率、货币增速与CPI走势如图所示。 　　从近年来的货币政策、货币增速和CPI走势来看，货币政策与CPI存在双向的互动关系。 　　一方面，货币政策通过改变中间变量，即货币增速来影响CPI，但其过程常存在较长时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