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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商帮研究综述 　　摘要：明清时期我国各地崛起了一批特色商帮，并对近代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对明清商帮的研究文献进行了梳理述评。 　　关键词：明清商帮；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F129.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6-0-01 　　一、商帮的涵义 　　明清时期，我国商业经济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各地相继崛起了一批商人群体（商帮），谱写了中国封建商业史上辉煌的一页。当代学者从不同角度出发，对“商帮”一词赋予了各种涵义。林其锬认为“商帮是以血缘姻亲和地缘乡谊为纽带连结而成的商业集团，具有浓厚的‘地缘相近、血缘相亲、神缘相承、业缘相连、物缘相循’的五缘特色”。梁小民认为“商帮是明清两代以地域为纽带的封建商业联盟”。笔者认为“商帮”的核心要义应涵盖如下三个方面。一是商帮是与明清封建商品经济的高度发达紧密相连的；其二，商帮是以地缘和血缘关系为纽带而连接成的区域性或宗族性群体；其三，商帮借助会馆、会所等平台作为其有形活动载体，或联络乡谊、或共谋商略。 　　二、商帮研究综述 　　（一）商帮发展历程和兴衰原因的研究 　　李刚的《陕西商帮史》、张正明的《晋商兴衰史》、李华的《山东商帮》、陈学文的《龙游商帮研究》、侯文正的《晋中商帮兴衰记》、张海鹏、张海瀛的《中国十大商帮》等专著中对明清商帮的形成背景、发展历程等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石忆邵（1997）从地理环境、交通条件、社会资源、商业文化等角度入手，探讨了明清时期中国商帮崛起的动力机制。陶水木（2000）认为湖州商帮固有的保守性导致了发展的没落。王恩俸（2002）指出封建思想羁绊、挥霍奢靡之风、外资盘剥及内部战乱不断等原因最终导致了徽商的沉落。李禄（2007）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对晋商和徽商的兴衰进行探究。他认为在同一个外部正式制度下，宗族观念、传统习俗、文化积淀等非正式制度和内部制度是商帮的长期繁荣发展的保障。杨福林（2008）认为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行业竞争、江西商帮的“土著化”及晚晴民国的时政导向是促使其分化的主要原因。张丽、骆昭东（2009）从全球经济视角出发，指出国际市场需求及中国商人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和市场份额与明清商帮衰亡有很大关联。韩永学（2010）认为地理因素、重商传统、经商文化、恤商政策成就了龙游商帮的崛起。张艮平（2011）指出地理因素、人文因素、社会因素造就了洞庭商帮的兴起。贺三宝（2012）认为江右商帮借助交通、资源、技术和人口流动优势兴盛一时，然而由于缺乏商业精神、商业特色、商业积累和商业领袖而走向衰亡。 　　（二）商帮文化及其影响力的研究 　　吴慧（1994）以明清晋徽两大商帮为例，指出“和协”、“信义”文化理念为商帮兴起繁荣的文化基点和根源。戴光中（2003）对明清浙东学术与宁波商帮发展的关联性进行研究，认为浙东学派提出的“新四民”、“工商皆本”、“国家不可病商以滋弱”等主张形成了宁波帮崇商敬贾的社会风尚，推动了宁波帮的长足发展。陈立旭（2005）通过对浙商、晋商、徽商文化传统的差异及其与当代区域经济发展关系的比较，指出浙商“工”与“商”相结合的“艺商”区域文化传统，使之与改革开放以来的宏观社会背景具有一种亲和性，而晋商和徽商这种文化传统则不具有这种亲和性，从而解释了浙商、徽商与晋商文化传统在当代延续或不延续的现象。张宪平（2007）指出晋商通过分布各地的会馆及贸易分支机构，展现了大众传媒对社会意识的掌控作用和社会教化功能，其传媒属性的发挥提高了晋商内部凝聚力和外部影响力。张益赫、葛扬（2012）以明清时代晋商与徽商为代表，分析了文化信仰对商帮治理的不同影响。 　　（三）商帮治理模式的研究 　　石涛、李志芳（2007）对晋商和陕商的产权制度及激励机制进行了比较，认为晋商创立的股俸制和陕商创立的“东西制”均较好地实现了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但晋商的内部激励机制较之陕商更为成熟与完善。蔡洪滨（2008）从宗族制度、商人信仰等视角出发，对明清时期晋商和徽商治理模式进行了分析，认为不存在一个独立于地域文化和经营环境的唯一有效的治理模式，一个有效的治理模式必然会有效利用地域文化中的合理因素与其内部治理进行整合，从而节省企业治理成本。王里鹏（2010）对晋商家族制和徽商宗族制进行了比较研究，揭示了不同族群治理模式对商帮发展的影响。周黎安（2011）指出晋商利用号规约束、股权和奖励机制来激励商帮成员，而徽商更多依靠族法、家规约束来实现商帮内部治理。 　　（四）商帮发展对社会经济影响的研究 　　黄逸平（1994）认为宁波帮对上海的金融、商业、航运和工业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陶水木（1998）认为浙江商帮通过在以上海为主的省外商埠介入洋布业、五金钢铁业、煤炭业、西药业和其他洋杂货业经营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