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煤炭陷困局讲诉.doc

山西煤炭陷困局：有市政府贷款发公务员工资 煤老板年关难过。这是中国经济最独特的一个群体，也是黑金链条上最重要的一环，他们在产业寒冬中的命运，成为一个时代的注脚。 2016年1月，中国30年来最寒冷的冬天。 《中国企业家》记者兵分两路，深入山西、陕西多个市县，近距离采访了一群民营煤矿经营者，这个群体在产业低迷期的命运，是一个时代的注脚。 过去十年，以山西、陕西、内蒙古等省份为代表的中国煤炭产业经历了数次大规模的资源重组，整合大潮随后席卷全国。一大批小煤矿被关闭或被并入国有煤企，大批煤老板在这个黑金江湖被淘汰出局。 由政府主导的煤炭资源整合的一个结果是，大大提高了进入煤炭行业的门槛——最低规模从十年前的年产几万吨被提高到了年产百万吨。 这对于那些新进入者和依然想在这个市场上捞金的煤老板而言，要想得到更多，就得投入更多。于是，民间集资、民间借贷以及高利贷兴起，大笔资金涌入山西、陕西及内蒙的私营煤矿。 中国煤炭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11月，全国90家大型煤企的利润减少了500亿元，同比下降91%，整体行业的亏损面已经达到了95%。 全国煤炭企业经营困难时，国家发改委也再一次释放信号，将继续推进行业兼并重组，鼓励大型煤炭企业对中小型煤炭企业进行整合。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年产30万吨以下的小煤矿还有7000多处，总产能5.7亿吨；年产9万吨以下的有5000多处，产能3.1亿吨。这其中绝大多数为民营煤矿，而行业再次推行兼并重组也意味着，这批历经数次整合坚守至今的“煤老板”在产业寒冬中正在走向末路。 临近年关，身在太原的郑龙乡有家难回。 郑龙乡是福建省福清人，9年前随丈夫黄亦弟来到山西招标高速公路工程。招标失败后，夫妇二人杀入当时一片红火的煤炭行业，却未料从此再难抽身。 如今，郑龙乡夫妇及其他几个合作伙伴因投资煤炭生意失败早已债台高筑，至今仍欠着老家人两亿多元的高利贷。郑龙乡丈夫黄亦弟去年9月也因“非法开采”被昔阳县公安局逮捕，至今仍被囚于铁窗之内。 在整个山西，像郑龙乡这样债务缠身，春节有家难回的“煤老板”不在少数。数年前，他们在煤炭行情好的时候大举借债，不惜民间集资和借高利贷买矿挖煤，寄望借此实现财富暴涨。 但从2012年底开始，煤炭价格阴跌不止，至今已跌破成本价，煤老板手中的煤矿已然成为烫手山芋，所借高利贷却仍在利滚利。 “在山西的福清人大概有几万人吧，据我所知今年大部分都回不了家。”郑龙乡说。 福清煤老板们的遭遇是这个群体的一个缩影。 “民营（煤矿）老板肯定要消失了，只能接受，没有办法。”在陕西榆林市，乌兰色太煤炭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乔振杰站在空旷的矿区中央，望着眼前的煤堆说。 草莽年代 1月9日清晨，北方的隆冬寒风凛冽。煤老板陈宜先早早在太原府西街一家酒店门口等待。他计划带着我们去他的煤矿。 陈宜先的煤矿位于昔阳县三都乡。昔阳县别名乐平，毗邻河北，是山西产煤大县，其煤矿主要分布在李家庄乡、乐平镇、大寨镇、三都乡。 从太原到昔阳驱车需要两个多小时。一路上，大众途锐V8越野车在高速公路上飞驰，陈宜先坐在副驾座位上，滔滔不绝讲述着他16年来的山西经历。 但作为个体，属于他的往事不过是产业洪流中的沧海一粟。 改革开放后，随着国内经济的快速发展，对煤炭的需求量剧增。作为煤炭大省，1980年，国家作出了建设山西省能源基地的决策，重金支持煤炭产业。3年之后，国家再次放宽对煤炭行业的管理政策，鼓励发展乡镇小煤矿。 1993年，国家放开了除电煤以外的其它煤种销售价格，煤炭价格开始上涨的同时，小煤窑也随之遍地开花。公开数据显示，到1997年，仅有证煤矿数量就达到10971座，更有无数私自开采的小煤窑隐藏在监管体系之外。小煤矿私挖乱采，重复生产，造成了资源的严重浪费。彼时，私人开采煤矿并不被允许，只能挂靠，以村集体的名义建矿。 “名义上是集体开矿，实际上则是私人投资。”山西临汾一名煤老板郑爽对本刊记者说。 郑爽正是在这个时期进入煤炭行业，他从当地村里承包下一个煤矿，按照他的话说，在2001年之前，他几乎没有赚过钱，甚至赔了不少。 公开数据显示，1996-1997年，煤炭产业投资增长率分别是13.8%和17.6%。此时也是小煤窑爆发式增长的时期。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爆发。在此背景下，山西省曾在1998年整顿过一次煤炭产业，取缔私开煤矿1453座；次年，再度关闭1565座布局不合理的煤矿，缩减生产能力4399万吨。但这次整顿并不彻底，无证开采的煤矿依然大量存在。 即便生产风险大，工作环境恶劣，但同时期产业背景下，煤矿工人的工资仍比其它职业高出不少，这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务工人员蜂拥而至。颇具戏剧命运的是，在此后的十余年时间里，早年奔涌至此的底层矿工们中，不乏少数历经九死一生的起伏，最终告别了阴冷潮湿的矿井，摇身一变成为了富甲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