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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 ——东道国制度重要吗？ 蒋冠宏/蒋殿春 ? 2013-04-16 16:06:10　　　来源：《管理世界》(京)2012年11期 　　 　　【内容提要】本文基于2003～2010年中国对107个发展中国家的OFDI数据，利用Heckman两阶段选择模型，实证检验了中国OFDI在发展中国家的分布特征。除考虑东道国市场规模、资源和距离等传统因素外，我们重点考察了东道国制度对中国OFDI的影响。经过检验我们有如下发现：中国投资发展中国家有市场和资源寻求动机，距离对中国投资有负面影响；东道国政权稳定性和监管质量影响中国OFDI是否进入，但不影响投资规模；东道国法制对中国OFDI的规模有负面影响；东道国制度质量对中国资源寻求型OFDI有负面影响；中国与东道国制度的绝对差异对中国OFDI有正向影响。通过进一步考察中国OFDI的制度偏向，我们发现：中国OFDI偏向法制和腐败控制优于本国的东道国；东道国政府效率越高或越低都对中国OFDI有正向影响；东道国监管质量越好或与本国接近正向影响中国OFDI。　　【关 键 词】逆向对外投资/发展中国家/制度/Heckman模型　　一、引言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以下简称OFDI）问题备受关注（Buckley et al.，2008）。中国外贸盈余和外汇储备的增加，使得中国OFDI大量增加。目前全球FDI主要发生在发达国家之间，而流入发展中国家的FDI相对较小。中国OFDI不仅进入发达国家，也是发展中国家的主要资本供给者。发展中国家拥有潜力较大的消费市场、亟需开发的自然资源和廉价劳动力。这是发展中国家吸引FDI的主要优势。然而，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软、硬环境仍有较大缺陷。如，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在“制度软环境”和基础设施等配套服务方面仍有较大差距。这是阻碍发达国家FDI进入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原因之一。作为对外投资的后来者，近年来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大量增加。如表1所示，中国OFDI主要流向了发展中国家，且增速极快。2003年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OFDI为26.49亿美元，而到2010年增加到了581.64亿美元，8年增长了接近22倍，年均增长约70亿美元。虽然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比重下降，但仍然占中国总投资的80%以上。因此，中国OFDI主要流向了发展中国家，是发展中国家的主要资本供给者。　　近年来，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问题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关注（Broadman，2007; Besada et al.，2008; Cheung et al.，2011）。但是，从实证角度来研究该问题的文献却不多。因此，我们迫切需要了解中国OFDI在发展中国家的分布特点。由此，本文基于2003～2010年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OFDI数据，利用Heckman两阶段选择模型，研究了中国OFDI在发展中国家的区位选择问题。除了考察市场和资源等传统因素外，我们重点考察了东道国制度对中国OFDI的影响。制度风险是限制FDI进入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因素之一。然而，现有研究不仅表明东道国制度对FDI有显著影响，而且表明制度的绝对差异对FDI也有影响（Habib and Zurawicki，2002）。同时，以往研究都是基于发达国家的对外投资。中国OFDI有其自身特点。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中国OFDI的主体是国有企业。而中国国有企业有“特定所有权优势”，如软预算、低息贷款等。第二，中国国有企业有“双重动机”。中国国有企业不仅有利润最大化动机，也有“非市场动机”（Morck，2008）。第三，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国内的市场和制度环境有特殊性。但与发展中国家却有较多的相似性。如法制缺陷和腐败等制度问题。因此，以往研究理论是否适用于中国，有待进一步检验。　　与以往研究相比，本文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全面考察了东道国制度对中国OFDI的影响。我们从政权稳定性、监管质量、政府效率、腐败控制和法制等角度全面考察了东道国制度对中国OFDI的影响。第二，考察了制度的绝对差异对中国OFDI的影响。我们利用双边制度的绝对差异检验了中国OFDI的“制度接近性”。第三，基于中国与东道国的制度差异，考察了中国OFDI的制度偏向性。第四，利用Heckman两阶段选择模型解决了样本自选择（Sample Self-selection）问题。第五，利用2003～2010年中国OFDI数据。本文数据有两个优点。首先，该数据是中国商务部以OECD—IMF标准统计的，包含利润再投资，因而数据较为精确。其次，考虑到了中国OFDI的最新动向。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OFDI面临的国内和国际环境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