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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社会研究:三种传统 刘文旋 本文发表于《学习与探索》2011年第1期 摘　要:对科学的社会研究,依据历史的主要脉络,可以分为以实证主义传统为准则的科学社会学、以“强纲领”为核心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和以常人方法论为基础的田野式科学研究(science studies),这些是科学的社会研究中的三个重要方向和传统。其中,每一种传统都是复杂的哲学和社会学思想的复合物,都在不同的领域里延续着它们的生命。每一种传统都分享着历史在“科学”和“合理性”这些术语的意义上造成的不同投影。因此,在实际中,它们之间的界限并不总是清晰的,当用社会学的方法从事实际研究时,它们显得极其相似,尽管它们求证的结论不同。 关键词:科学知识;合理性;实证主义;强纲领;常人方法论 科学的社会研究(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越来越经常地处于社会科学和哲学争论的中心地带,这是因为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自我理解都经历了并仍然经历着剧烈的变化。在科学哲学中,后经验主义者(如托马斯·库恩、玛丽·海斯、保罗·费耶阿本德)对实证主义的“标准观点”发出了挑战。这些观点所承诺的那些东西,如存在着能被称为科学知识和科学说明的确定的事物,科学判定服从唯一的、普遍的合理性标准等观念,遭到了严重的削弱。在社会理论中,从马克斯·韦伯到于尔根·哈贝马斯,寻求统一性和理想化重构的社会科学的旧有逻辑,被发现复杂性和探索科学的真实实践的新逻辑逐渐代替。当历史语境进入对科学实践的认识,科学观念从个体认知者所面对的中性的事实世界转变到知识被看做一个持续进行着的社会历史结果的时候,人们发现,用社会学的方式对科学知识进行描述变得前所未有的容易。当下的社会科学,无疑是所有这些转变的受惠者。 在对科学的社会研究中,实证主义传统并没有自然消亡。在适当的范围里,它的知识继承者仍然取得了极为丰富的成果。这是指如下事实:志在为科学的诸种规范和价值提供社会学说明的科学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ce),直到今天仍然在为社会科学提供着重要的内容。有趣的是,真正对当代科学观念的转变发生影响的各种形式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某种程度上正是对科学社会学的标准“功能主义”限制的反驳式的反映。科学社会学关心的是科学家和科学体制,而不是科学知识的内容。这种分野,可以借助对科学知识和合理性概念以及两者间关系的变化的理解,得到部分的说明。 一 　　在实证主义传统里,自然科学知识是合理性(rationality)的典范。在哲学中,这一观点被逻辑实证主义者赖欣巴哈在“发现语境”(contextofdiscovery)和“辩护语境”(context of justification)之间作出的区分强化了[1]。“发现语境”包括所有产生科学理论的“外在”(心理的、社会的、政治的、历史的等)要素,“辩护语境”则只关系到建立在公正观察基础之上的理性计算(rational calculation)。科学发现是一回事,对科学理论的证明则是另一回事。在这两种语境之间作出区分推进了如下观点,即:无论科学理论是如何被发现的,它们都只允许被对可获得的证据的准确推理(reasoning)所证明或反驳。在理想状态下,这种推理指的是遵循演绎逻辑的规则。在社会学中,这种关于科学知识的实证主义观念使得科学知识免除了受社会学分析的影响。尽管社会学家可以寻求对理论的起源作出解释,或者考察科学的社会后果,但是科学知识本身却是自我说明的( self-explana-tory)。也就是说,它不与其提出者或持有者的个人或社会属性相关。这意味着科学知识服从一种普遍“准则”,这个准则是:“真理性断言,不论其来源如何,都必须受到已然确定的非个人标准的制约,都要与观察和先前被证实的知识相一致。”[2]它的内在逻辑充其量只能由分析性的哲学家来检查,而且一般来说,它的诚实性能够由科学家所组成的民主共同体来保证,真理和理性将在这个共同体中得到伸张。 在实证主义传统中,赖欣巴哈的分析性区分被进而转化为一种学科之间的分工:自然科学家负责处理科学知识,哲学家则无非扮演着帮助他们解决逻辑混乱的仆从的角色。同时,社会学家关心的只是偏离理想状态的情况:科学错误、虚假信念以及对理论的非理性抵制等等。需要进行社会学说明的这些偏离经常出现在下列情形中:犯规科学家的不适当的社会位置,或者是他们工作于其中的不恰当的组织结构,两者都可能容许个人、社会或其他因素对知识造成歪曲。根据这种分工,社会学家致力于对科学家和科学体制,而不是对科学知识本身进行研究。 简言之,在实证主义传统中,合理性的范式是演绎逻辑,科学的模式是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理性推断,社会学只发挥着处理偏差情形的作用。按照这种传统,“科学社会学”关心的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