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龄未婚男性与农村社会稳定——出生性别比升高的社会后果预测性分析之一.docVIP

大龄未婚男性与农村社会稳定 刘中一 我国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这一数值为119.92，即当时平均每出生100名女婴相对应地出生了近120名男婴，这大大偏离了正常出生性别比的范围。世界人口发展的历史表明，在不进行人为控制的情况下，出生婴儿的性别比一般都会维持在102-107之间。但是由于男婴和男性青少年的死亡率一般要大于女婴和女性青少年的死亡率，因此到了结婚年龄段之后，男女两性的人口数量基本上持平。但是如果出生婴儿性别比超过了107，男女两性婚龄年龄段人口之间的平衡就很难保证。尽管有人认为因为很多农村地区相当程度地存在着计划生育的漏报、虚报女婴的现象，恐怕很难有男女性别比统计的准确数字。不过，有媒体曾经以“出生性别比失调未来中国农村5千万男人打光棍”为标题做文章，我们认为，当不算空穴来风。 如果这种情况不幸发生，大量的农村大龄男性找不到老婆，那么这个庞大的群体会不会如一些人预测地那样不可避免地成为我国农村社会稳定的隐患？如果他们当真会对农村社会稳定造成一定的影响，那么这种影响的范围有多大，程度又具体如何？为正确地回答这些问题，前一个时期，我们课题组深入到我国华北、东北、西北等部分省市的农村地区，利用半结构化的访谈调查了近80名大龄未婚男性及相关人群，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并在此基础上对大龄未婚男性群体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农村社会稳定以及具体的影响机制进行了初步思考和分析。 　 一、大龄未婚男性一定是社会不稳定因素吗 根据近年来社会史专家的研究，大龄未婚男性一直是我国历史上的许多秘密帮会、土匪团伙、邪教组织等的主要社会基础。尽管我们知道其中的一部分帮会（如大名鼎鼎的天地会、白莲教、哥佬会、青帮、洪帮等）具有部分反抗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性质，曾经单独或互相策应地举行过起义；但是从总体上来看，他们在日常活动中表现出来的更多是对公共利益、公共秩序、公共财富的破坏与掠夺，其主要生存方式为走私、赌博、绑票、贩卖鸦片及开设妓院、拐卖人口、强行乞讨、欺行霸市等……由于秘密帮会、土匪团伙、邪教组织等多具有这些“反社会”的性质，作为其主要社会基础的大龄未婚男性群体也往往被认为是影响社会稳定的主要威胁之一。 一般说来，大龄未婚男性大都没有什么坚定的人生目标和社会责任感，更谈不上什么明确的政治信念。因此，在为人处世方面，他们大都多考虑自己的眼前要求和现实利益能否得到满足，很少顾及别人的感受和对社会的长远影响。于是，怎样对自己有利就怎么做，谁给自己好处或谁给的好处多就替谁办事，成了很多的大龄未婚男性的为人处世的信条。一些时候，一些别有用心的组织或者人正是利用大龄未婚男性的这种特性，施以小恩小惠，拉拢引诱他们加入团伙，然后灌输反社会的意识，教唆他们从事违法犯罪活动。而一些大龄未婚男性也往往在狭隘的江湖义气观念支配下，认为自己无牵无挂，无后顾之忧，进而不顾是非曲直，不计社会后果。 不过，大龄未婚男性一定会成为社会稳定的隐患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巨大破坏性力量吗？我们认为要正确地回答这个问题，还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虽然日常社会生活中，大龄未婚男性经常与消极、背离、反常等字眼联系在一起。但是，那种动辄就草木皆兵，一股脑地把大龄未婚男性群体视为洪水猛兽的做法。我们认为还是不足取的，是有失偏颇的。在调查过程中，我们发现多数的大龄未婚男性都是社会生活中的弱势群体。婚配困难的现实已经对他们的生活方式、思维习惯等产生了日积月累的影响。一些大龄未婚男性常年都是在一种和普通人相比自惭形秽，甚至自我贬斥的心态下“痛苦而无奈地”生活着。在我们的调查中，也有很多不同身份背景的受访者都不约而同地表达过这样一个相同的观点：大龄未婚男性多是一些过于老实本分的人，他们多是即没本事出去闯荡挣钱，更没有本事花言巧语“骗”个媳妇的。就是说单纯对于社会稳定来说，总体上，他们应该算是社会生活中的“良民”。因为平时他们即使有什么对社会的不满情绪，也只是靠喝酒、抽烟等逃避式的途径来寻求发泄。 在调查过程中，我们一直提醒着自己一定不要先入为主地把大龄未婚男性看作社会稳定的“炸药桶”。对待大龄未婚男性，我们认为正确的态度应该是一方面不回避大龄未婚男性容易被社会黑恶势力利用的事实，对于他们对正常社会秩序可能造成的威胁要有足够的清醒认识和足够的心理准备；同时，另一方面也不能过分地夸大和强调大龄未婚男性　“反秩序”　的社会特性，而故意忽视他们的弱势地位和悲惨命运，人为地在他们和正常社会群体之间制造紧张气氛和敌对情绪。 二、大龄未婚男性与社会风气 一般而言，婚龄女性的缺乏往往将会导致这样一种社会局面：拥有金钱、技能和受教育等优势的男子可以结婚；而没有这些优势的男子却结不了婚，他们在社会经济最底层形成了一个固定的“群体”。而这部分大龄未婚男性由于绝大多数身处社会底层或边缘，缺少文化，是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