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中国研究：历史与现状.docxVIP

美国的中国研究：历史与现状受台湾著名大学之邀，朱政惠教授于2010年5月赴台湾进行学术访问。其间应《中国社会科学报》之邀，朱教授提前拜见了汪荣祖教授，就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及相关问题对汪教授进行了采访，交换了意见。汉学泛 中国学专朱政惠：我们先谈谈汉学、中国学。　　汪荣祖：汉学、中国学，你们是怎样分的？　　朱政惠：这个问题现在确有争议，有的机构以汉学命名，有的以海外中国学命名。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国外中国学研究中心，因为这里包括国外对藏学、西夏学等诸多问题的研究。　　汪荣祖：汉学英文叫Sinology，就是讲中国的学问。在国外，汉学与中国学是不同的提法，有方法学上的区别。二战以前汉学家多在欧洲，他们比较重视语文的训练，战后的中国学叫China Studies，强调用社会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学。但是汉学与中国研究有时仍混为一谈。　　朱政惠：现在我们是这样处理的，汉学研究还是比较多地指海外学者对中国人文学术的研究；中国学则比较全面，是海外对中国的全方位探讨，包括对现当代中国问题的研究。如果很正式的场合，就叫中国学，因为中国学可以包括汉学，但反过来就不行。　　汪荣祖：可是外国人把他们混淆了，比如有时他们叫中国人Chinese，经常仅指汉族，不把蒙古族、满族包括在内。　　朱政惠：请您谈一下美国汉学与欧洲汉学渊源上的区别。　　汪荣祖：两者渊源不一样，欧洲汉学最早从传教士开始，还有一小部分是对中国感兴趣的有钱人。他们当时研究的汉学，重点从语文入手，因为牵涉很多文言文方面的材料，故要把汉语学好；且研究的项目也多半是艺术、中国文学、历史等。　　美国汉学严格讲起来，主要始于二战后，因为二战期间发生了太平洋战争，所以美国急需一些会日文、中文的人才，例如，在哈佛，当时赵元任他们在做中国语文的项目，牟复礼等美国汉学家就是赵元任中国语文班的第一名毕业生。他中国语文根底相对而言更好，后来又读了金陵大学。　　二战后，学过中文、日文，有这方面基础的学者在哈佛成立了中国研究中心，费正清是开创人。该中心起初叫东亚研究中心，主要项目是中国和日本研究，后来为了纪念费正清，改为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费正清的学问，用大陆的话说很一般，对中国学问的了解也有限。我记得刘子键先生告诉我，他到哈佛去做研究计划，费正清问他做什么题目，刘子键说要做范仲淹，费正清居然问：“谁是范仲淹？”不过，他是非常能干的人，后来美国学者称他是学术企业家，他创了一个中国研究的重镇。他做事非常有计划，培训了一批人，因为中国研究刚开始，那批毕业的，其他不说，中国史毕业的，几乎占了美国比较重要大学的所有位置。现在有点名气的美国中国史学者像柯文、孔飞力，都是费正清的学生，这是美国的渊源。　　可是费正清本人不愿意叫汉学，他要叫中国学——China Studies，因为当时美国对所谓西方以外地区的研究叫区域研究，所以中国也等于是一个区域，中国研究、日本研究大概是有这样的区别。有了这一区别后，很多人把所谓汉学和中国学作这样的区分，也是人为的区分，说得更明白一点，中国研究出专家，如专哪门、哪个人；汉学家则是历史、文学、哲学、艺术，统统懂一点的，开杂货店似的。比如说，在哈佛，费正清是所谓中国学的主要人物，汉学家就是杨联陞，他什么都懂，指导了很多学生，写了很多书评，各种书都能评。二战后中国研究学院化朱政惠：如何评价二战以前那段过程？包括再前面一些的裨治文、卫三畏等？　　汪荣祖：那些都是个人，可以说是汉学家，二战后中国研究慢慢学院化、系统了，二战前的个别汉学家以业余兴趣者为主。二战前后是很重要的分水岭，即中国研究的学院化。比如美国对越南的研究在越战前根本没有。后来越战打得天翻地覆了，才在哈佛设了全美第一个越南史讲座，那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是西方中心主义，地区研究以欧美为主，对其他地区的研究讲究实用主义。　　朱政惠：实际以前还是有积累，包括拉铁摩尔等学者，您怎么看？那时有一批了，还有顾里雅。　　汪荣祖：对，顾里雅在芝加哥大学，也是学院中人，他与费正清是同一辈的人。费正清我特别提出来，是因为他影响比较大。费正清原只是经营哈佛一个学校的东亚研究，随着20世纪50年代以来冷战的不断深化，“中国热”起来了，美国一般的大学也都开有关中国的课程，而斯坦福、芝加哥等12个大学甚至设置了有点规模的中国研究中心，这就是为了解中国。　　我就读于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在20世纪50—70年代，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和哈佛大学是美国东西两个研究中国的重镇，就像北京师范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是大陆史学史的两个重镇一样。为什么？因为在华盛顿大学也有一个像费正清一样的人，可是他没有像费正清那样能干，他叫乔治·泰勒（George Taylor），中文名字叫戴德华。他也是因为战时在中国学了中文，战后就到华盛顿大学办远东学院，里面有中国、日本、俄国的研究。当时那里的学者包括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