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風景旅游区旅游环境容量测算方法的再探讨.docVIP

大型风景旅游区旅游环境容量测算方法的再探讨 [①] 刘 益1,2 （广东省旅游发展研究中心，广州 510620）(本文发表在《旅游学刊》2004年第6期) [摘 要] 本文总结了国外和国内旅游环境容量研究的成果和特点，对我国广泛应用的旅游环境容量传统量测公式进行了评价，指出了该公式存在的缺陷，并提出了旅游环境容量修订公式及其适用范围，最后对旅游环境容量实践应用时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 旅游环境容量；测算公式；大型风景旅游区 一、国内外旅游环境容量研究技术路线述评 旅游环境容量又称为旅游环境承载力。承载力概念最早出现于生态学的研究，即“某一特定环境条件下(主要指生存空间、营养物质、阳光等生态因子的组合)，某种个体存在数量的最高极限”[1]。后来这一术语被应用于环境科学中，便形成了“环境承载力”的概念，它被定义为：一个生态系统在维持生命机体的再生能力、适应能力和更新能力的前提下，承受有机体数量的限度[2]。旅游环境承载力则是上述概念派生出来的一个具体概念，崔凤军将其定义表述为：在某一旅游地环境（指旅游环境系统）的现存状态和结构组合不发生对当代人（包括旅游者和当地居民）及未来人有害变化（如环境美学价值的损减、生态系统的破坏、环境污染、舒适度减弱等过程）的前提下，在一定时期内旅游地（或景点、景区）所能承受的旅游者人数[3]。 　　国外对于旅游环境容量的系统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1964年，美国学者韦格(J.Alan Wagar)出版了他的学术专著《具有游憩功能的荒野地的环境容量》。韦格认为，游憩环境容量是指一个游憩地区,能够长期维持旅游品质的游憩使用量。1971年里蒙(Lim)和史迪科(George H. Stankey) 对游憩环境容量问题作了进一步的讨论，提出：游憩环境容量是指某一地区,在一定时间内，维持一定水准给旅游者使用，而不破坏环境和影响游客体验的利用强度。此后关心旅游环境容量问题的人逐渐增多，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是游憩环境容量研究的高峰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的主要大学几乎都有学者研究环境容量问题[4]。 　　综观国外对旅游环境容量的研究，总的特点是没有把着眼点放在“量”的概念上，而更多的把关注点放在“什么样的环境改变是可接受的”。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史迪科1980年提出的解决环境容量问题“首要关注点是放在控制环境影响方面，而不是控制游客人数方面”，并据此提出了解决旅游环境容量的新思路——LAC（Limits of Acceptable Change）理论的基本框架[4]。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根据ＬＡＣ理论的基本框架，制定了“游客体验与资源保护”技术方法(VERP—Visitor Experience and Resource Protection )，美国林务局制定了“游憩机会序列”方法（ROS—Recreation Opportunity Sequence）、加拿大国家公园局制定了“游客活动管理规划”方法(VAMP—Visitor Activity Management Plan )、美国国家公园保护协会制定了“游客影响管理”的方法(VIM—Visitor Impact Management )，澳大利亚制定了“旅游管理最佳模型”(Tourism Optimization Management Model )[5]。这些技术方法和模型在上述国家的规划和管理实践中，尤其是在解决资源保护和旅游利用之间的矛盾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4]。 　　国内对于旅游环境容量的研究相对较晚，赵红红（1983）、刘振礼和金健（1985）曾先后就旅游容量问题作了概念上的初步探讨和计算上的尝试；保继刚（1987）对于北京颐和园的旅游环境容量作了一个较为详实的个案研究；楚义芳（1989）吸收国际上的研究成果，对旅游容量的概念体系、旅游容量的量测及其研究方向作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刘晓冰等（1996）对国内外旅游环境研究，包括旅游环境容量问题作了系统综述；崔凤军等（1997）就泰山的旅游环境承载力作了研究[6]。 　　总的来说，我国学者对于旅游环境容量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批很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并且在旅游规划和管理的具体实践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国家旅游局（2003）制订的《旅游规划通则》的附录A中，就是依据已有的研究成果，将旅游容量分为空间容量、设施容量、生态容量和社会心理容量四类，并提出，对一个旅游区来说，日空间容量与日设施容量的测算是最基本的要求。 附录中还列出了日空间容量与日设施容量的量测公式： 日空间容量公式：C=∑Ci=∑Xi×Zi/Yi （1） C为旅游区日空间总容量，数值上等于各分区（景点）日空间容量之和； Ci为第i景点的日空间容量； Xi为第i景点的可游览面积； Yi为第i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