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酋邦与中国早期国家探源[/b]中国学术2003年第2期[b]陈淳[/b]　　 自张光直在他《中国青铜时代》1983年中文版中介绍了“酋邦”，并将中国新石器时代的龙山文化列为酋邦之后，这一术语渐为国内学者所知。然而，由于对这一概念的人类学理论背景缺乏全面的了解，国内一些涉及酋邦的讨论便出现了大相径庭的看法。有人认为它意义重大，有人则认为这一概念不适用于中国。本文试图对酋邦这一概念在中国文明和国家探源中的意义做一探讨，以期能引起国内学术界的更大关注。 一、问题与思考　　近来，《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结项和一些古代文明起源研究中心的相继成立，使中国文明与国家起源研究成为一个耀眼的学术亮点。在这一研究课题中有一个值得我们注意、并在某种程度上困扰着我们的问题，即如何将舶来的社会法则研究和中国史实相结合的问题，也就是说如何将对社会发展一般性规律的探索与中国史学和考古学个案研究相联系的问题。对于中国学者来说，酋邦这个社会人类学的理论概念在中国史学和考古学研究中是全新的。而且，这个概念在当代文明与国家探源中被视为至关重要并处于不断更新的状态之中，但是在中国它的意义尚未被充分的认识与探讨。 　张光直说，在中国古代史这种历史悠久的学科里常常会有很陈旧的、根深蒂固的思想包袱。所以有时候，我们要把过去所有的成见暂时地、完全地抛除，进行重新的思考。这种思想包袱不但体现在学术定位和方法论上，而且表现在对理论指导作用的重视程度上。 　从一开始，中国的文明与国家探源工作就被定位于史学范畴之内，受制于传统的史学框架，文献资料不但左右着研究的重心和探索的方向，而且决定了学术成就的价值取向。二十世纪初西方科学考古学引入中国的初衷，就是被用来解决国学无法解决的问题，中国学术界当初对考古学寄予的最大期望，也是有望能够帮助解决三代史实的问题。 　与世界其他地区的文明与国家探源相比，中国拥有丰富的典籍和发达的史学传统，这是研究的一大优势，但是从科学探索的角度来说，则难免成为一种束缚观念的成见。中国传统史学的一个主导特征是个案的记载，而非抽象的概括。这使得当李济的殷墟发掘在中国建立起新的考古学传统的时候，仍然无法超脱传统史学的窠臼，结果殷墟发掘的主要成就还是体现在“累集史料”之上。 　由于中国考古学的方法论承袭了中国传统史学的精髓，于是在中国文明与国家探源中，所有现代化科技手段和研究方法包括考古学在内，全部围绕着史籍的内容而展开，并使理论在科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指导地位和阐释作用被史籍所掩盖和取代。其实，文献和考古材料只是不同的信息库，它们都属于基础研究的对象而无主次之分，无论是文献研究还是考古观察，都需要用现代科学理论来予以指导和审视。将文献置于研究的核心地位，会使探源工作成为变相的考证而非科学的探索。 　所有现代科学都十分重视通则的探究，以求建立具有预测性价值的普遍规律，国际科学界对这种永恒真理的追求看得远比重建偶然事件的真相来得重要，而这一高层次目标则是和理论密不可分的。然而，在当代的中国考古活动中是根本没有理论这个范畴的，这既和中国传统史学本身就缺乏抽象理论思维直接相关，也和科学考古学在被引入的过程中只吸收了获取材料的操作技能而忽略了解决问题的探索思维有关。史学导向的考古学被看作是为证据不足的历史问题提供新依据，它并不需要考古学家发挥独立的思考能力。加之，中国传统史学是一种利用史实的选择和描述来表明历史学家对价值系统的主观判断，于是在这种历史观里培养出来的考古学家也就特别重视材料的获取和考证，而不信任主观的理论，常以为理论不过是一种空谈。美国考古学家宾福德 (L.R. Binford) 甚至刻薄地形容，中国考古学家把理论看作是天国里的泼阿斯所为，是某种空洞的胡诌。因此，中国的考古报告是因循守旧的典范，是世界上最令人厌烦的东西。 　建国以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进化理论被普遍用来解释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形态，但是由于一方面缺乏从物质现象中提炼人类行为的考古学中程理论研究，另一方面用僵化和教条的眼光看待马克思主义有关原始社会发展的理论，使有的学者丧失了探索的主动性和敏感性，把摩尔根和马恩的论述变成了现成的答案和教条，于是本来就先天不足的理论探讨变成了只是将摩尔根和马恩的术语与考古材料对号入座，陷入了把马克思提出的社会发展规律看成是历史本身的一大怪圈。自考古学引入中国以来，中国学者满足于运用李济及其同时代的西方学者的方法来处理考古资料，错失了许多良机，未能利用中国丰富的或者也许是独特的材料，为构建更完善的社会科学理论作出积极的贡献。 　文明和国家起源研究与历史学、考古学和社会人类学有着紧密的联系，历史学提供文献线索，考古学发掘地下证据，而社会人类学提供阐释的理论依据。在这点上人类学和历史学及考古学是有区别的，即社会人类学因其探求“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