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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神木石峁遗址发现意义之点析 流波 　 2013年1月上旬以来，中国的考古界仿佛平地一声雷响，各大文化媒体纷纷转载报道陕西神木发现我国史前最大城址的考古消息，评价说“史书中尚未找到针对性的文字记载”， “这座硕大无比的史前古城正在改写中国上古史及中华文明的起源”。 想要说的，一是中华文明上万年，中国史书的记载无论从时间之早之连续都是世界上无与伦比和独一无二的，无论是古苏美尔即两河流域或古埃及即尼罗河流域的文明都是在后来考古遗址基础上的推测；印度文明——如果没有中国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印度和其它文明一样基本是没有正式历史记录的区域——除了文明起源中华是例外；但即或如此，只要是距今近三千年以上的文明，中国史书也是不可能有一一对应入座的记录，虽然一些史书史料可以推朔到上万年的信史，如记录中华先祖开辟中华本土和全球的时间跨度近8000千年逐步成书的《山海经》，虽然零零星星记录了许多时代的祖先开拓史，但必须让慧眼的今天史学者结合今天和今后发现的考古才能找到其相对正确的相应判断。 其二，要说的是，我在《源——人类文明中华源流考》一书（下面简称《源》）中对中华并人类的文明从时代上做过这样的史划分： “上古时期的50000～25000年前间相对应的是有巢氏、燧人氏、盘古氏，是中华巫糯文明发酵萌芽时期；25000～5000年前间相对应的是女娲、伏羲氏、神农、炎帝、黄帝时代，是伏羲神农全球大统大九洲巫傩文明从长江流域向全球传播扩散开拓时期；5000～3000年前间相对应的是少皞（帝挚）、颛顼（高阳氏）、帝喾、唐尧、虞舜、大禹、夏启、殷商、西周时期，是巫傩文明随着全球大统大九洲的分崩离析而分化组合变异时期。”（摘自流波《源》导言）“中华文明史应该这样划分：夏商周三代至明清是为中华文明的近代史，五帝时代是为中华文明的中古史，“三皇”并以上时代是为中华文明的上古史。”（摘自流波《源》第七章：长江文明VS黄河文明）所以，这座石头城遗址的发现，只能说充实了距今四千年左右黄河流域龙山文化即尧、舜、禹、夏时期的内容，与中华文明起源、发祥上万年时间相去甚远，何来“改写中国上古史及中华文明的起源”？所以，今天中国的考古工作者还是历史文化学者，如果一直是这样的文明文化认识水准，其实就成为了“乱码”中华文明和贬损中华文明的实际操纵者，这也是本来没文化基础文化底蕴的西方能乱套中华文明、贬损中华文明的原因之一。 二、从目前的考古实际做点评 2011年由陕西省、市、县三家文博机构组成联合考古队，对位于神木县的黄河支流秃尾河及其支流洞川沟交汇处的山梁顶部实地进行考古，已经清理发掘出一个面朝东方、居高临下、位置险要、占地2500平方米的城门遗址，发现了一处规模宏大的石砌城址，被称作石峁遗址。2012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正式对石峁遗址进行了重点发掘及复查，并确认了石峁城址由“皇城台”、内城、外城组成。内城墙体残长2千米，面积约235万平方米；外城墙体残长2.84千米，面积约420万平方米。其规模远大于年代相近的浙江良渚遗址（300多万平方米）和山西陶寺遗址（270万平方米），是目前所知我国规模最大的新石器晚期城址。 发掘工作从2012年5月至11月，考古队当年重点发掘东门，这是我国迄今考古发掘的最早石城门，其结构异常复杂。发掘显示：它主要由“外瓮城”、两座包石夯土墩台、曲尺形“内瓮城”“门塾”等部分组成，这些设施以宽约9米的“『”形门道连接，总面积约2500平方米。曾在考古现场考察过的四川省考古研究院院长高大伦认为，从总体上讲，石峁古城打破了中国夯土筑城的传统认知，其东门遗址无疑是目前考古发掘所见最早的石城门，其功能和结构的复杂性尚有待探讨，其在黄河文明史、甚至人类文明史上的意义都是难以估量的，在中华文化史上的地位堪称“华夏第一门”。 笔者认为，说这个石头城遗址的东门建筑上有特点这个可以由实际发掘来认定，但整个遗址的时代上限就已到了龙山文化中晚期，怎么能开口闭口“无疑是目前考古发掘所见最早的石城门”呢？看看中华并人类最早的距今7000年前的城市——湖南澧县城头山，城市集居区占地近18万平方米，有居住区、制陶区、墓葬区、祭祀区，城平面呈圆形，有东、南、西、北四座城门，由护城河、城墙、城门、水门、旱门、十字街道、卵石大道、木桥、桥头堡、排水系统、防洪堤、水门等港口设施组成，无疑是目前人类发现的最早、功能最全的城市和港口；城头山遗址还出土了约6400年前烧成的砖瓦，发现了约5300年前的用烧好的砖瓦铺成10厘米～15厘米厚的长约30米的道路遗址，又发现了约5000年前用烧好的砖瓦作为地基的神殿。还有距今近6000年的红山牛河梁遗址，占地约50平方公里，有积石冢、女神庙、大型祭坛等几十处。所以从时间上说，无论你石峁城今天还是今后发掘怎样，都不能结论是最早的石头城门的。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