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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新闻报道沦为公众情绪的宣泄 ——从南京“彭宇案”说起，解读新闻报道中的“媒介审判” 一、案例回顾 2006年11月20日早晨，一位老太在南京市水西门广场一公交站台等83路车。人来人往中，老太被撞倒摔成了骨折，鉴定后构成8级伤残。老太指认撞人者是刚下车的小伙子彭宇。老太告到法院索赔13万多元。 2007年9月5日，南京市鼓楼区法院对彭宇案做出了一审判决，“彭宇自认，其是第一个下车的人，从常理分析，他与老太太相撞的可能性比较大”，并判断“如果被告是做好事，根据社会情理，在老太太的家人到达后，其完全可以说明事实经过并让老太太的家人将她送到医院，然后自行离开。但彭宇未作此等选择，他的行为显然与情理相悖”。对此案的结论是“本案中，发生事故时，老太太在乘车过程中无法预见将与彭宇相撞；同时，彭宇在下车过程中因为视野受到限制，无法准确判断车后门左右的情况，故对此次事故，彭宇和老太太均不具有过错。”“本案应根据公平原则合理分担损失，本院酌定被告补偿原告损失的40%较为适宜。被告彭宇在此判决生效的10日内一次性给付原告人民币45876元；1870元的诉讼费由老太太承担1170元，彭宇承担700元裁定彭宇补偿原告40%的损失，即45876元，10日内给付。”当天，老太的代理律师表示，对判决事实感到满意，但40%的赔偿比预期要少。而彭宇则表示不服此判决，提出上诉。在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达成了和解协议，并且申请撤回上诉，最后案件以和解撤诉结案。 二、关于南京“彭宇案”相关报道的回顾 以下为全国各地部分报纸关于南京“彭宇案”的标题： 《成都日报》，“扶人却被判撞人赔钱南京小伙好心没好报”； 《南方日报》，“司法判决应当依据什么常理？”； 《云南日报》，“武断的‘常理’让人胆战心惊”； 《河北日报》，“‘影响性诉讼’要注意影响”； 《北京青年报》，“彭宇一审败诉与可疑的自由心证”； 《法制晚报》，“彭宇撞老太太案能依推理判案吗”； 《钱江晚报》，“拍‘案’惊奇：良知的证明还是阿Q的逻辑”； 《齐鲁晚报》，“法律不能逼人当‘小人’”； 《山西晚报》，“按常理判决是对法律原则的颠覆”； 《南宁晚报》，“判案依据常理.还是依据法理？”； 《潇湘晨报》，“公众表达：法官的‘情理’和‘常理’很可怕”； 《河南商报》，“判决书讲法理而非常理”； 《东方今报》，“搀扶摔伤老人反被诬告索赔法院判他赔偿45876元”； 《珠海特区报》，“当常理越来越不像常理”； 《大河报》，“法院判决依据是法理还是常理？”； 《新快报》，“帮人反被法院判赔4万？”。 以下为全国各地部分网络媒体关于“彭宇案”一审判决结果的标题： 《新华网》，“法官判决应体现‘天理良心’!”； 《新华网》，“法官怎能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人民网》，“小伙扶摔倒老太被判赔4万，冤不冤？”； 《光明网》，“法官‘合理想象’犯罪贻害无穷”； 《新浪网》，“帮人反被法院判赔4万？”； 《搜狐网》，“法官的‘情理’是什么？”； 《南方网》，“彭宇案引发舆论风波正义不能覆盖真相”； 《大江网》，“法官所指的‘情理’是歪理”； 《湖南经济网》，“南京‘彭宇案’审结：彭宇做好事反赔4万”。 三、关于南京“彭宇案”的分析 在对“彭宇案”相关报道进行分析之前，我们首先从事实和法理两方面重新审视这一案例： （一）事实分析 原告徐老太诉称，2006年11月20日上午9点左右，其在南京水西门公交站等83路车。此时，两辆83路车同时进站，原告欲乘坐后一辆，在行至第一辆车后门时被车内冲下的被告撞倒。被告便将其扶起，在等到其儿子（身份为本地公安）、侄女来后，一同将其送往医院，并先行支付200元。经诊断，原告左股骨颈骨折，需住院治疗。在不能协商赔偿的情况下，原告向公交治安分局城中派出所报案。派出所对原、被告及证人陈二春三人一同做了询问笔录；但原、被告未能在派出所达成赔偿调解。故，原告向法院起诉，请求法院判决被告赔偿各项损失近13万元。 被告彭宇辩称，其是第一个下车，因见原告倒地，才上前搀扶，当时还有目击者陈二春，陈二春也一同帮忙并打电话给老太太儿子、侄女。原告儿子来后怕自己一人到医院忙不过来，遂请被告一同继续帮忙，被告方未走开，因原告儿子钱带的不够，还向被告借了200元（后被告一直未要求偿还）。在整个过程中，老太太头脑清醒并一直表示谢意。待检验结果出来后，忽然一口咬定是原告所撞。 庭审中，原告申请提供了事发当天派出所所作的询问笔录，笔录中彭宇承认是其撞了原告（后被证实：笔录原件丢失，这是原告儿子用手机拍摄的电子文档，制作时间为事发第二天）；对此笔录内容，被告予以否认。被告申请证人陈二春出庭作证，原告否认证人身份。在陈二春提交身份证并出示当天手机通话记录后，原告遂承认其证人身份。在第二次开庭时，被告抗辩其是见义勇为。 （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