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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庄子、屈原《渔父》影响 古代小说以《庄子》《渔父》为起点，而《渔父》却在后面的发展过程中与小说越走越远，成为后来发展诗词、曲、韵律的曲牌。庄子的《渔父》里，道家人物化身为渔父形象，孔子作为儒家人物的形象。庄子《渔父》中渔父批判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充分表达道家“法天贵真；反归自然”的“无为而治”的思想。文中还将孔子的形象贬低到对道家卑躬屈膝地求教道家“圣教”真理的地步。 “渔父”，伍子胥称之为“江上丈人”。当时的人认为他们是世外高人或者隐士。早在《论语》中已有零零星星地记载这类人士。如《论语微子第十八》就有楚狂、接舆和长沮、桀溺等人对孔子有所评判或嘲笑，而孔子听说后却认为他们不是平凡人，想要见他们，他们都躲避起来不见孔子。可是他们都没有像《庄子》《渔父》站在道家立场那样尖锐地批判孔子。《庄子》、《楚辞》中的渔父形象，对当时及以后的文人士大夫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在文人士大夫看来，渔父以江湖为家、以鱼虾鸥鹭为友的避世隐逸生活最能展示自己性格中放浪不羁、傲岸不群的一面。所以，庄骚之后，文人笔下的渔父形象便层出不穷。渔父，作为隐逸者的象征性形象已深深地植根于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心中。在庄子之后就有屈原《楚辞》中的《渔父》，该文中的渔父形象不像庄子《渔父》中渔父咄咄逼人，却是一个循循善诱劝慰者，是作为世外高人劝化屈原愤懑情绪。对流放中的屈原所说的“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渔父批评他说：既然如此，“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铺其糟而啜其酾？何故深思高举，自令放为。”（“放为”实际被流放），见屈原不为所动，渔父乃鼓枻而去，边走边唱：“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1]这个渔父同庄子《渔父》中的渔父大相径庭，屈原的《渔父》实际上表达了儒家思想“达则济世，穷则独善其身”，表现了随遇而安或超脱即可以明哲保身，这里渔父所唱《沧浪歌》载于《孟子?离娄篇》[2]。庄子和屈原描写的不同的渔父形象，庄子的是两个学派之争，屈原的是两种处世态度之争。从此以后，渔父这个形象开始频繁出现在中国诗词歌赋等一切文学样式中，其形象也随着社会，随着不同的境遇发生了不同的改变在两晋南朝时期，由于政治氛围的变化，很多文人名士都遭到迫害，在恐怖的文化牢笼中，文人士大夫为了避免被当局者迫害，从而崇尚老庄学说，这在当时是主流意识之一，竹林七贤是其中的代表，他们寄情于世俗安乐，在酒色中缓解内心的苦闷。魏晋文人士大夫在经学势微、政权更迭、信仰危机、玄风独振、佛学东渐，种种情况相互碰撞下，特别是文化再次趋向多元化，使魏晋文人士大夫内心与思想方面变得与众不同。魏晋文人士大夫的特点是文化、政治多方共同作用的产物。但他们又与后世文人士大夫受制于政治、文化力量的状况有很大的区别。如陶渊明，他不肯为五斗米折腰，这是儒家所培养出来的正直的文人骨气，可是在为官期间，陶渊明却幻想着能“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这样的生活，陶渊明是魏晋时代新型的渔父，他不为五斗米折腰，是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归居于田园，这是向往身心自由，是“渔父”口中的“大道”，是遵循自我内心的精神回归。在经历过时间的积淀之后，唐代尽管老庄学说影响很大，但是“渔父“不再作为某个学派批判者、宣传者的形象，而转化为士大夫，文人对世俗看法，反映他们不拘世俗礼法，放浪江湖，以抒发退隐的志向，也有对渔人无拘无束生活方式的称赞羡慕的作品。如唐肃宗时曾为湖州刺吏的张志和，就在太湖上当渔父并写了五首《渔父》[4]描述了渔父生活，当然《渔歌子》是最著名的一首：“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 [5]。张志和的这首词轻描淡写就描绘出一幅清丽绝伦的景致。渔父在山清水秀的如画天地间捕鱼，人与自然高度和谐的关系，只有忘却尘世的烟波钓徒才会有的心境，这里的渔父是一个忘却世间荣辱，醉心于山水之乐的形象，张志和的渔父，没有受迫害，也没有和别人争执，就是静静的打鱼，静静的欣赏着天地美景，这是精神境界中最单纯的乐趣，无悲无喜，恬淡自然。唐朝末年，社会动荡，政局黑暗，柳宗元在朝堂倾轧之中被贬到江南，在当时，被贬到江南就意味着九死一生，当时的南方，气候恶劣，到处都是没有开发过的原始山林，所以柳宗元被贬永州之后，心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江雪》是柳宗元在永州的重要作品之一，永州之地，地处江南，属于中亚热带大陆性季风湿润气候区，也就是说，全年降雪天几乎没有，可是柳宗元却在《江雪》中描写了一派肃杀之景，山本是鸟类的家园，可是山却被大雪覆盖，没有一只飞鸟，路本是人走的，但是人的踪迹却是没有了，这两句诗营造出一种冰天雪地，冷寂凄清的环境，为下面写渔翁铺设了环境氛围。一条船，一个老渔翁，披着蓑笠，在被大雪覆盖了的湖面上钓鱼，天地一片苍茫，满眼的白色，给人一种冷到极致的感觉。在大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