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城时期和洛阳时期墓葬的比较研究..docVIP

平城时期和洛阳时期墓葬的比较研究 斗拱与洛阳铲 （对北魏墓葬我关注了很长时间，这篇论文是这方面的初步研究，硕士论文因为有篇幅的限制，所以一些认识未得以展开深入，我会在今后继续就此做一些补充，希望有识之士指正。） 传统的分区研究和分期研究并不适合用来分析北魏墓葬，原因有二：迄今为止，见于报道的北魏墓葬90%都分布在今大同和洛阳附近，其它地域只是零星分布，每个省区的墓葬都没有超过10座，数量的稀少和分布的不均不能为考古的类型学分析提供准确而详实的分析依据，所以本文无法进行北方地区块状的分区研究；在北魏历史上迁都事件象一条鸿沟划断了北魏历史，迁洛前的平城时期，处在一种文化与另一种文化互相碰撞、交织的历史变迁中，固有的鲜卑文化在本土汉族文化的渗透下，开始分崩离析，但鲜卑文化对汉族文化的接受和理解仅仅停留在外在的形式上，这种情况在拓跋宏迁都洛阳以后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在他新政的十几年时间里，他大刀阔斧，锐意改革，鲜卑族无论从他们内在的思想和价值观念体系，还是从他们外在的社会生活的行为方式，都迅速与汉文化拉近了距离，他们不再把自己当作胡人政权，而是看作中原文化传统的继承者。所以客观上迁都成为一把分期的标尺，区分了北魏由平城时期到洛阳时期的墓葬差异及其所反映的历史演进和文化流变。 平城时期和洛阳时期作为北魏历史上的两个时空段，见证了鲜卑拓跋从一个塞外的游牧部落成长为中原的北方大国的全过程，见证了鲜卑拓跋以他们独特的草原文化与先进而悠久的中原文化不断碰撞融合的全过程，平城时期和洛阳时期成为北魏王朝历程中两个既互相独立又互相联系的历史单元。因此本文尝试以平城时期和洛阳时期北魏墓葬的比较研究串联北魏的整个历史，分别从墓葬形制、墓向、殉牲、葬具、随葬品、装饰艺术等方面解析其民族融合和文化变迁的过程。 6.1 北魏平城时期 6.1.1 平城时期的历史简述 北魏自道武帝定都平城至孝文帝迁都洛阳，平城时期历时近一个世纪。在孝文帝汉制改革之前，其社会组织结构是以鲜卑为主体的各氏族部落、各民族的集合体，这种民族共同体的性质为平城前期的政治披上了浑厚的氏族部落的色彩，是鲜卑拓跋执行民族本位主义的必然体现。这样一方面确保了皇权的平稳过渡，一方面又吸引、笼络、团结了部落中的权力人物，形成了较为坚强的从中央到地方的领导关系，为鲜卑拓跋肌体的状大和实力的增强提供了保障。但建立在奴隶军事酋长制上面的北魏政治是以进击为特征的，只有不断地进攻、掠夺，才能求得更多的财富和更大的生存空间，大片的土地拓展，更多的财富攫取，尤其是汉文化滋生地人民的拥有，使鲜卑拓跋不能不面对与这纷繁的、扩大的外部世界以及和新附之民、新附之地、新附文化的交往。由于这些文化中汉文化的特殊性，由于目前及今后战争的对象注定要发生在汉文化的地域内，北魏当局也就必然要面对汉文化的冲击，并且还要接纳之[1]。所有这一切，将决定在今后的北魏政治进程中，必然要出现汉文化登上政治舞台的局面。所以一度出现胡汉政治的并存或消长，形成平城时期以鲜卑文化为主体，呈现出文化多样性的特点，汉文化在这一时期处于蓄势待发阶段。 6.1.2平城时期墓葬分析 6.1.2.1墓葬形制 平城时期的墓葬形制包括前面分析的所有类型，其中长斜坡道土洞墓数量最多，沿用的时间最长，是平城时期中小型墓葬的主流形制，墓室平面经历了由狭窄低矮、仅容一棺的窄室墓到宽大、模仿弧方形砖室墓的方形墓室。土坑竖穴墓一直是早期鲜卑拓跋的主要墓葬形制，他们在汉民族长方形土坑竖穴墓的基础上加以改造，形成鲜卑民族特有的梯形竖穴土坑墓，这一点在内蒙古扎賚诺尔、完工、南杨家营子、海拉尔团结墓地、二兰虎沟以及和林格尔等地都可以见到[2]。2005年列入中国考古十大发现的大同沙岭北魏壁画墓把平城时期弧边方形、四角攒尖顶的砖室墓的年代推前至太武帝太延元年（435年）。采用这种流行于魏晋时期中原地区的墓葬形制被认为是拓跋部接受汉民族文化的表现之一，迁洛以后，这种形制更为普及，成为北魏墓葬的主流形制。这使得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平城迁洛前的纪年墓，这些墓的形制皆为长斜坡道方形墓，除叱渴干候墓为土洞墓外，其余均为弧边方形砖室墓，而他们的墓主人都不是鲜卑拓跋的本族成员：杨众庆，仇池投化客，是关陇一带氐酋杨氏的一支，投化即投奔归化之意，据张志忠推测，杨众庆很可能是在太平真君三年（442年）五月北魏将军古弼大破诸氐之时率众投奔北魏的；叱渴干候，属西部鲜卑的一支，长安人，先归姚秦，并经赫连昌破秦入长安，终在北魏灭赫连夏后归附拓跋魏；宋绍祖，敦煌郡人，为河西的汉人；司马金龙，东晋皇族司马氏的后裔，是在刘裕取代东晋政治风暴中北奔的南人；破多罗氏，破多罗部，鲜卑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