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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逼我所用”还是“为我所用”：知识产权的立法背景　　在法律发展史上，知识产权是罗马法以来“财产非物质化革命”[1]的制度创新成果，也是西方国家三百多年来不断发展成长的“制度文明典范”。[2]对发展中国家而言，知识产权是一种制度“舶来品”，是被动移植、外力强加的结果；知识产权立法不是基于自身国情的制度选择，往往是受到外来压力影响的结果。　　中国知识产权制度的百年史，是一个从“逼我所用”到“为我所用”的法律变迁史，也是一个从被动移植到主动创制的政策发展史。从清朝末年到民国政府50年的时间里，我国知识产权制度处于“被动性接受”阶段。自19世纪末叶以来，从清朝政府实行新政向西方学习到北洋政府、民国政府取材外国法进行移植，知识产权法律无一不是被动立法的结果；从新中国成立到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前的50年间，我国知识产权制度则处于“调整性适用”阶段。这一时期，我国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知识产权制度处于“法律本土化”[3]的摸索阶段：前30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管理功能，主要依赖一些行政规章保护知识产权；后20年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知识产权立法工作得以“拨乱反正”，建立健全了知识产权法律体系，并与知识产权国际规则靠拢。从中国加入WTO到现阶段，我国知识产权制度进入到“主动性安排”阶段。近10年来，中国站在战略全局的高度，致力于知识产权制度建设，并通过制定和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