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教育改革政策评述[精选].docVIP

中国农村教育改革政策评述 整个九十年代，伴随农村教育改革出现持续不断的教育危机，引发一串串争议。九十年代初期，无论在贫困地区还是在全国范围内所做的无数次调查都证实显示出问题严重，辍学率攀升、童工出现、学费暴涨、拖欠教师薪水、危险校舍、城乡教育机会差距扩大。 事实上，教育状况恶化的情况不是在九十年代初期陡然出现，此时候达到危机的状态是中国长期农村改革的必然结果。然而，农村改革过程为何引致教育危机却鲜有讨论。本文一方面回顾中国经济改革和教育改革如何交织导致如此后果；另一方面评价近十年来各种补救农村教育的措施。 问题的鉴别 危机症状冰冻三尺，根源可追朔到1976年引入的教育结构改革，随即造成的教育经费削减，资金的筹措与管理下放。整个八十年代所实施的改革重点放在教育质量上，即重建高等教育，建立为考大学作准备的重点中、小学校。重提重视质量教育的结果令曾於1966-1976年间分派到基层的教育人才和资金再度集中起来。因此，城市学校成为1976年后改革的最大收益者。 与此同时，由于集体化的废除和责任制的引入，农村经济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改革对激励农户增加家庭收入的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同时也令他们要依靠自己的经营活动来养活自己，没法获取物质上的收益成为首要动力。 教育改革的影响，加上农村经济改革很快对农村的中小学教育产生负面冲击。到了八十年代后期，农村教育成为每年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热门议题之一。在1998和1989年的代表大会上，各地代表都为农村教育方面累积的问题大声疾呼。农民代表在讨论全民义务教育法（在1986年7月生效）时直击要害，指出农村儿童的失学率在迅速攀升，新文盲也随之出现。大家认为义务教育法中所规定的全民九年制义务教育的目标根本无法实现。 教育危机出现的大事回顾1983-1993 在1989年之前，一触即发的危机感主宰公共舆论。1989年之后，此类报道销声匿迹，对农村教育的批评一直沉寂到1993年才再次爆发。随着政治紧张气氛的缓和，到1993年人大代表和政协代表们再找回自己的声音，重拾1988和1989年搁下的议题。他们指出，义务教育法实施已经5年了，但因为没有实施的机制，该部法律只是一部徒具虚名的“豆腐法”。 然而，八十年代经济发展压倒一切，社会及教育问题不再引起关注。农村教育的经费的筹集和管理下放到乡镇或村一级，城市中的学校却继续接受政府的资助保障，结果令农村教育的问题在整个八十年代日益恶化。 在改革开始推行时，对农村学校经费筹措与管理下放的改革方案并不十分明确，强调只逐渐推行改革，试验在1983年开始，并在1984年的中央“关于筹集农村教育经费的文件”中正式宣布[1]. 1984年文件 新政策承诺要“逐步地”克服长期存在的地方资金短缺状况，预期新的办学资金来源将会开发出来，其中包括在乡、村征收和使用教育附加税，。当时承诺要给每位教师增加工资，还答应将给每位民办教师定期发工资，不再按各村所计的工分发给实物报酬。最后，在1984年的文件中保证，“公办教师和当地所录用的老师应该不存在任何区别”。在七十年代的教育普及中，民办教师成为农村学校的中流砥柱，然而，占少数的公办教师工资大大高於“民办”同事，并享有国家职工的一切福利，如退休金、住房和医疗，两者同工不同酬。 河北模式 按1984年的文件可能要求乡镇或村全面负责本地学校的办学经费，八十年代中期广泛宣传河北模式，示范新的制度如何实际运作。在河北的试验县，政府的教育经费主要集中用于高中，资金只能用于教师培训和县办的职业学校，加上各个县为数不多的重点初中。 教师薪水来源颇使人惶惑。河北模式废除当时所有民办教师都享有的国家补贴。这些保证教师每月现金收入的补贴自70年已有，由中央拨款无须当地政府财政负担。一旦中小学都按照河北模式由乡镇或村来提供资金和管理，相当於所有的公办教师也变为民办，将和民办教师一样按照浮动的方法来支付工资。换言之，所有人的工资将失去保障，因为地方能支付多少随每乡的收入高低变动。解决方案对于平等对待这两类农村教师的承诺另外作出令人不安的铨释。为了弥补经费来源降级，又建议“适当地提高学杂费”[2]. 到1978年国家教委意识到教育经费与管理权下放的改革所引致的问题，提出“乡镇一级教育管理的基础相对薄弱”，建议通过“逐步适应和完善”的过程来实行农村学校管理的结构改革[3]. 人们以为由於对该政策众多批评，中央政府大概会提出解决方案。然而新出笼的改革方案并未提出任何辅助措施。到1993年改革的负面效应在全国出现之后，有关部门才开始亡羊补牢，提出了最大限度减少损失的建议。 走向极端：1990年初 在1993年国家教委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