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度史[精选].docVIP

中 国 制 度 史 读书笔记 外二 张妍 1308020220 因为感慨吕思勉先生的生平，所以特在摘抄前表达下自己对这一伟人的仰慕之情。吕思勉，我更乐意像其他人那样称呼他为诚之先生，与钱穆、陈垣、陈寅恪并称为“现代中国四大史学家”，享有不仅史学界甚至其他领域的高度赞扬，查阅吕思勉的个人简介后不禁惊叹于他的博学与天资禀赋，五岁时便开始读较为难懂的书籍，而七岁时开始与史学结缘，十三岁已能作文，也许与家庭环境有一定关系吧，大多书籍是由他的母亲和姐姐讲解教授，其中母亲教授的《说文解字》大概对他影响较深，在这本书中，发现多处语句或注释出自《说文解字》。除了敬佩诚之先生的史家风范，更加钦佩他作为一个爱国学者的气魄。他的一生都在热切注视着祖国的发展，关注妇女权利的解放，为学校制度建设及改革提出意见，抱着书生报国之志，撰写大量史学著作和论文，还留意时局，关心祖国命，历经抗日战争的他，战时慷慨激昂执笔抒写愤懑，战后检讨历史，筹划未来，将自己与祖国紧紧牵连在一起。我认为这是作为一个学者该有的品质，而不是像如今的专家一般泛泛而论。《中国制度史》一书行文古雅，很是厉害，光是读古文繁体字的功夫我就颇感吃力，好在读得多了也能感觉顺当一些。 神农事迹明见易系辞传曰：“庖牺氏没，神农氏作，断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此确为教民稼穑之君。我国数千年来以农立国之基，肇于此矣。 寄托了中国古代先民歌颂劳动、创造，向往和平幸福的理想。神农制耒耜，教民播种五谷百官以治，万民以察。”书契者，九家易曰：“百官以书治职，万民以契明共事。”郑云：“书之于木，刻其侧为契，各持其一，后以相考合。”盖周官质剂之论。农业盛，故通工易事，随之而盛也”，《说文解字》中写道：“韧，刻也，从丰，从刀。”丰，即为在木板、木块上刻记号的刀痕。汉字最早被称为“书契”，传说是由仓颉创造，意为刻痕于木，这是汉字产生的源头，可见早期的文字与木业息息相关，而农业发展繁盛以后，相应的木业也繁荣起来，而木业的繁荣从侧面说明文字的发展与发达。作者从文字这一方面来讲述农业带来的变化，实在新颖，也对农业的认识更加全面了一些。 管子治国曰：“昔者七十九代之君，法治不一，号令不同，然俱王天下者何也？必国富而粟多也。凡为国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则民无所游食。民无所游食，则必农。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疆，兵疆者战胜，战胜者地广。是以先王知众民、疆兵、广地、富国之必生于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农事。” 又曰：“农事胜则入粟多，入粟多则国富，国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虽变俗易习，驱众移民，至于杀之，而民不恶也。此务粟之功也。上不利农则粟少，粟少则人贫，人贫则轻家，轻家则易去，易去则上令不能必行，上令不能必行，则禁不能必止，禁不能必止，则战不必胜，守不必固矣。夫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战不必胜，守不必固，命之曰寄生之君。” 法家的重农要义，大抵就是以上的一番论述，简言之，就是“于国求其富强，于民求其治理”。诚之先生引用《管子·治国》中的话语来阐释统治者为何要重视农业发展的问题，国家富强那么粮食就多了，粮多来源于农业，农业的发展还可以解决无业游民的问题，有利于富国、强兵以及扩张，而又从反面举例说明君主不发展农业则国贫、人逃、法律废止以及战败，这都是不发展农业粮食缺少的危害。因此，“粟者，王之本事也，人主之大务，有人之涂，治国之道也。 绵长千年的小农经济是我国古代农业经济的主体，小农经济虽然是脆弱的，但却有很强的再生能力。这也就保证其顽强性，始终存在于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小农经济的这种再生能力也就是只要具备了一定得恢复条件，小农经济很快就可以附着在土地上，进行简单的再生产。历代王朝统治者大多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来促进小农经济的发展。因为农民的赋税是封建王朝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而农民则是国家赋税的主要承担者，所以，国家的稳定很大程度上取决小农经济的稳定，国家的繁盛取决于小农经济的繁盛。小农经济的兴衰关系到封建经济的繁荣和封建政权的安危，历代封建王朝前期明君都注意保护小农经济，保护农业生产，以维护封建统治。如西汉初年的“修养生息”政策，让农民有时间从事农业生产，自汉高祖开始，减轻田租，十五税一；文景帝时减轻田租，三十税一，甚至十多年不收田租，鼓励农耕。休养生息政策推行六、七十年，农民在比较安定的环境中生活和生产，结果是“海内殷富，国力充实”，人口也得以增加，并出现了“文景之治”。唐初，实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保证农民有一定土地进行农业生产，保证农民的生产时间，轻摇薄赋，劝课农桑，出现了历史上少有的盛世局面“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 在古代，衣食住行无一不和农业相联系，农业创造直接的价值，民以食为天，民又依土地而生，农为本，商为末，统治者注意利用农民对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