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变更认同对立与战略选择中日关系的战略未来..doc

权力变更、认同对立与战略选择——中日关系的战略未来37 国际关系的新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国际体系中权力结构的变化是决定国际行为的重要因素。由国家间能力分配的变化所引起的权力变更，常常导致国家不得不基于“相对收益”标准上的安全需求而采取“制衡”、“搭便车”、“推诿”或者“合伙人”等战略反应。 华尔兹直接把这样的权力变更之后的国家行为模式变化归因于“安全困境”作用的结果。在他看来，以“安全”为最高需求的国家通常采取“制衡”而较少选择“搭便车”的行为。 沃尔特则将行为选择的变量设定为“威胁”的性质和程度。 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防御性现实主义以及“新古典现实主义”更多地把国际行为的模式转变视为权力结构变化条件下的“决策过程”，对于国内政治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国家的目标期待、利益估算、国家性质、知觉和对国际制度的认同，它们通过引进国内政治的变量来考察和分析国家在权力变更过程中的国际行为转变。 如果我们以中日关系为案例来检查这些理论，我们不得不面对以下问题： 为什么“中国崛起”时中国同周边国家关系都在改善而唯独与日本关系紧张？ 如果中国的“睦邻”政策并不存在对日本的“例外”，那么是什么原因决定了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末之后持续强硬的对华政策？ 如果因为历史问题而导致的认同差异决定日本对华政策的强硬，那么80年代这样的差异同样存在，为什么那个时期中日关系能保持稳定而现在却不能？ 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引进一个新的干预性变量用以解释国家在权力变更过程中的国际行为。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日关系持续下滑一直是困扰东亚地区安全的重大隐患之一。持续紧张甚至恶化的中日关系不仅妨碍了东亚区域合作进程的发展，阻止了活跃的经济区域化进程向安全领域内扩大的势头，更有可能引发新的军备竞赛和大国对抗。 从新现实主义理论出发，早在90年代初就有人预言：为了财富、权力和荣誉，东亚将难以避免地进入“不稳定的多极冲突”时代。 有关中日关系恶化的原因探讨，许多海外学者都把重点放在1998年中国领导人访日、中日政治体制的差异、两国在历史问题上的争论以及中国军事现代化进程等问题上。大部分中国学者则把原因解释为是日本右翼势力高涨、日本对中国强大的忧虑、日本知华人士的流失以及中国缺乏对日本政策的“新思维”等方面。 笔者认为，导致日本对华政策趋于全面强硬的最重要原因是面对“中国崛起”时日本战略选择的变化。东亚的权力变更以及日本同时出现的“政治崛起”进程是日本对中国采取“联美抑中”战略的原因。 这种基于日本国内政治发展而形成的“战略选择”不仅仅是为了获得简单意义上的安全，还包括日本在亚洲维持经济主导地位、提升日本的商业竞争力以及日本在与亚洲国家关系中的传统“优势”地位。 日本“政治崛起”的目标不仅是要让日本修改和平宪法、成为一个拥有“集体自卫权”的“普通国家”，更是要让日本能够在心理上、国民意志上、国家法律体制上和包括防务力量在内的整个国家能力建设上，都能应对未来强大的中国以及朝鲜的核能力等问题。 从小泉政府到安倍内阁，日本对华政策的持续转型的根本目的是要为未来日本全面“抵御”甚至“战胜”所谓“中国威胁”发展出日本政治精英想要看到的“国家能力”和国民意志。 日本的“战略选择”超越了“权力变更”和“认同对立”，成为日本对华奉行强硬政策的根本原因。 　　一 中日关系：最复杂的大国关系？ 在当代大国关系中，中日关系无疑是最复杂的关系。中日关系几乎囊括了所有让大国关系趋于紧张和对立的基本因素。 这种因素既有权力(power)层面的变更，也有能力(capabilitiy)上升后而出现的对未来权力结构的疑虑和恐惧； 既有因中日两国之间文化与心理的差异而产生的错觉，也有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而导致的认知差异； 既有地理位置邻近而必然产生的地缘政治(geopolitical)上的竞争关系，又有大国间难以避免的“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所激发的对各自未来政策与意图的不确定感； 既有如钓鱼岛这样的领土争端，又有两个工业化国家之间不断上升的有关能源与市场的竞争； 既有两国转型时期难以避免的政策的“非连续性”，又有各自国内膨胀的民族主义而引发的政策背后的情绪化因素； 既有“历史问题”所造成的挥之不去的不同的“历史记忆”，又有现实政策与观念背后总是存在的“历史与现实的纠葛”。 中日关系的“复杂性”在分析架构上可以简化为两大因素：“权力因素”和“认同因素”。 “权力因素”是指因为权力对比变化而造成的利益竞争甚至冲突以及看待权力对比变化的现实主义权力政治理念； “认同因素”是指相互之间的认知、知觉和看法。 后冷战时代的东亚安全发生了重大变化，其最突出的是中国的崛起与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与发展。 观察家们认为，东亚的变化即使不是由中国“主导”的，却基本上是由中国来“推动”的。 20世纪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