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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乡土道德治理的回归 　　摘要：现代社会制度的一系列弊端逐渐暴露，身处其中的人们总会产生困扰和恐慌，并时而感觉受到莫名的束缚和不安。本文通过对古代社会对人的约束方式以及所处其中人们的切身感受来论述理性与欲望的关系――仁的内在核心作用，进而强调教化和礼治的必要和重要性，人们依旧可以从心所欲不逾矩，依据欲望行事。 　　关键词：现代性 欲望 理性 仁礼 自由 　　身处在这个人主义横行而又物欲横流的时代之中，几乎每个人都会时常感到一种莫名的困扰与恐慌却又无可奈何之感，因为这种无缘由的感觉似乎源于当今社会对身处其中的每个个人的所赋予的期望和约束。可悲的是，当我们想突破自身所处的具体社会环境时却似乎进一步陷入了这个充满陷阱的泥潭。著名的美国社会学家C?赖特?米尔斯对现代人们所感受的困境在《社会学的想像力》一书中作出了恰切而精彩的描述：“现在，人们经常觉得他们的私人生活充满了一系列陷阱。他们感到在日常世界中，战胜不了自己的困扰，而这种感觉往往是相当正确的：普通人所直接了解及努力完成之事总是由他个人生活的轨道界定；他们的视野和权力要受工作、家庭与邻里的具体背景的限制；处于其他环境时，他们则成了旁观者，间接感受他人。他们对超越其切身所处环境的进取心与威胁越了解――不管这种认识多么模糊――就觉得似乎陷得更深。” 并且米尔斯将此现象的产生归结为现代人普遍缺乏一种他称为“社会学的想像力”的心智品质，他认为人们通过拥有这种心智品质获得一种视觉转换的能力，从而帮助他们利用信息增进理性，从而使他们能够看清世事，以及或许就发生在他们之间的事情的清晰全貌，进而能够看清更广阔的历史舞台，能看到在杂乱无章的日常经历中，个人常常使怎么错误地认识自己的社会地位的，通过发现现代社会架构置身于所处的时代之中，运用这一内心的心智来“理解历史和个人的生活历程以及在社会中二者间的联系”，从而最终“理解自己的经历并把握自身的命运”。 　　同样在米尔斯看来，当代社会也是科学与理性独尊的时代；同时，行为功能主义的产生就很好的为这个观点作出论证：他们堂而皇之的认为，我们所做出的每一个行为动作无不为理性作用之结果，我们时刻推求着行为和目的之间的关系，在作出每一个举动之前，都会首先思考这个动作产生之后对自己想要达成的目的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通过怎样的一系列动作才会使我们能够更加，或者最好的完成我们的行动使命。现代社会也是以这些研究理论成果为依据，建立了维持社会秩序稳定的一系列法律制度和行为规范准则，作为对现代人行为的根本准则和行动指南，也成就了我们现代所称道的“法治社会”。因此所处其中的人会感受到一种无形的约束力：显然它平时是隐讳的，不可见的，而有时却有感觉我们不可越雷池一步，这就使我们产生了那种莫名的陌生感和恐惧感。 　　看似有些可笑，可这无不是我们想当然的通过理性所建造的社会架构。而不可避免的是，众所周知，每个个人都是理性和感性的结合体，而且在相当一部分的程度上，人无疑是个感性动物，他会依据自己内心不知何处而来的欲望办事，并且不计行为后果。这也给我们解释了为什么刑法那么严酷，依然会有人毅然决然的去违反的社会现象。那我们应该作出深思：这种受我们大多数人所认同的社会道德规范和约定俗成的行为准则可以坚固不催吗？ 　　▲▲一、中国传统政治――仁礼与德治 　　“政治”这个概念早在中国远古时代即出现在中国古典书籍之中，如《尚书》、《周礼》、《管子》之中都有记载。但除了先秦时代时期出现的百家争鸣时代之外，儒家对于政治的解释几乎成为中国政治的一种主导方向。孔子对于政治作了如下定义：“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对于修身和个人道德修养的要求非常之高，讲求“修己治人，为政以德”之道。因而中国向来以德治而著称。 　　传统中国政治可谓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而这无疑也就推翻了理性万能这一观点，中国五千多年的悠悠历史也印证了它的合理性。所谓“德”，就是社会所历来积累传承的传统行为方式规范与准则，并且具有特殊性，即它通过每个人在成长过程中所受到的内在教化而形成了自己所独特的一套道德价值体系，无疑它是感性的。而中国传统儒家给德下了一个更为恰切的概念，孔子称之为“仁”，是孔子毕生所推崇的一种心智品质，可以克己复礼，杀身成仁。在《论语?述而》中孔子曾道： 　　“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仁是孔子儒家思想的核心理念，而且它是一个形而上的抽象概念，我们无法感受到一个具体存在的实体，孔子也没有对仁做出过总括的描述，他总是通过在具体情景中给“仁”下一个具体的解释，例如： 　　“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 　　“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好仁者，无以尚之。恶不仁者，其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人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盖有之